1983年，84岁张大千在台北荣总病房病逝，他的遗嘱很快在报纸公布，令人惊讶的是，张大千将遗产分为了16份，其中15份是给陪伴张大千到最后的徐雯波和14位子女，余下一份，则给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孤独老妇杨宛君。
杨宛君是谁？张大千生前最后数十年在台湾风光无限，家财万贯，这位北京的妇人怎会占据遗嘱的一角？
时间倒转半个世纪，1935年的北平，天桥杂耍场旁的小戏园子里锣鼓喧天。
台上亭亭玉立的是京韵大鼓新秀杨宛君，芳龄十八，一曲《黛玉葬花》唱得哀婉凄绝，嗓音清亮，眼波流转处尽是灵气。
台下一位留着长须、目光炯炯的中年男人看得出了神——他就是名满画坛的张大千。
那个夜晚张大千彻夜未眠，次日一早，一幅惟妙惟肖的杨宛君仕女图，被恭敬地送到了她手中。
看着绢纸上那个宛若天仙的自己，杨宛君心头一颤。
可对方已有两房太太，年龄更比自己长了整整十八岁……这哪是一般姑娘敢走的路？
张大千没放弃，他搬动了二太太黄凝素亲临杨家说媒。
“妹妹放心，大千是真心的，必以正妻之礼相迎，婚事由大太太曾庆蓉亲自操持。”
这份许诺彻底击垮了杨宛君的犹疑，那一年，她放下蒸蒸日上的事业，成了名画家张大千的三夫人。
初嫁的光阴确实绚烂，张大千宠她至极，爱吃的点心，特聘的厨子；采风游历，总要带上她一路同行。她以为这份浓情会持续一生。
命运的转折点在西北风沙中到来，1941年，一心追寻敦煌壁画的张大千决意西行，目的地是莫高窟。
黄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滩挡不住杨宛君的追随。
她不知道这次旅程竟会拖上三年。敦煌缺水少粮，风沙似刀。
除了当助手，她还要在寒冬清晨烧水为丈夫化开冻墨。风沙和寒冷侵蚀着她曾经鲜亮的容颜。
“跟着他在那洞窟里待着，四面都是佛爷，灰都呛人……”杨宛君晚年如是回忆敦煌的日子。
那三年，她以健康为代价守护了丈夫的艺术追求。
张大千摹得数百幅壁画，声名更上层楼，杨宛君的青春却永远埋葬在塞外风沙中。
风光回京不久，感情冷却的迹象悄然显露。
更大的风波在几年后席卷张家，1947年，48岁的张大千热烈痴迷上了女儿的同窗好友，年仅18岁的徐雯波。
这一次，杨宛君成了反对最激烈的人。“他又要祸害别人家的好姑娘！”她不希望又一个少女重蹈自己的覆辙。
只是张大千心意已决，顶着全家反对，徐雯波终究进了门，成为张家的第四位夫人。
杨宛君在丈夫心中的位置，早已随年华老去与容颜不再日渐下滑。
历史的洪流很快汹涌而至，1949年，动荡局势迫使张大千必须离开大陆。仓促中，他只弄到三张飞往台湾的机票。
生死离别的时刻，张大千面临痛苦抉择：妻儿太多，机票太少。
那天晚上，家里气氛凝重得能滴出水。
张大千紧锁眉头，最终开口：“宛君……你留在北京，照看老宅吧。”这句话抽干了杨宛君全身的力气。
被留下的杨宛君只喃喃问了一句：“这一留，得多少年？”张大千沉默无言。他留给北京的最后一句嘱咐是：“等安稳些，我来接你。”
这一句空话成了杨宛君余生最深的羁绊，张大千在台湾徐雯波的陪伴下如鱼得水，再度开创事业高峰。
而杨宛君一个人在北京，守着空寂的院落。
她等啊等，等来的却是两岸隔绝的消息。
曾经的“三夫人”成了敏感符号，一度生计艰难，靠变卖旧衣物、做零工度日。
岁月将昔日的才女佳人，熬成了北京胡同里一个沉默寡言的孤寡老人。
1983年4月，辗转传回的消息证实了张大千在台湾去世的噩耗。
几个月后，一封意外的台湾来信告知她：那位已远别三十四载的前夫，在遗嘱中划出了一笔遗产留给她。
握着那份遗嘱通知书，杨宛君在清冷的小屋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彻骨的冰凉穿透了三十四年的孤寂时光。
“他这算什么呢？”是补偿戈壁滩上蚀骨的风沙？还是慰藉几十年独处的荒凉？亦或仅仅是一次迟到的良知发现？
那一份冷冰冰的金钱，与她付出的青春、健康、无望的守候相比，显得如此空洞而苍白。
张大千画过的仕女图千千万，唯有杨宛君这幅，被他亲手绘下，又亲手褪去了鲜活色彩。
那份遗嘱中的十六分之一，犹如一枚迟到数十年的印章，盖在了一幅早已暗淡斑驳的人生画卷角落，诉说着一段早已破碎、却始终未能真正尘封的往事，以及一位女子在时代巨浪中被轻飘飘抛弃的苍凉一生。
杨宛君最终活到了1990年代初，晚年的她极少再触碰往事，唯有谈起敦煌风沙时，浑浊的眼中会闪过复杂的光芒。
那束光里，有痛苦，有倔强，或许也有一丝属于青春年代的痴迷，早已风干在岁月的尘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