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说起末代皇帝溥仪，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可能是《末代皇帝》里那个尊龙扮演的，一生跌宕起伏的形象。他当过皇帝，也当过战犯，最后成了新中国的一介普通公民。他这一辈子，真是历史三峡里的那叶扁舟，被巨浪推着走，自己说了不算。 1967年10月17日凌晨，溥仪因为肾癌和尿毒症，在北京人民医院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终年61岁。人走了，可事儿没完。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在了他妻子李淑贤和弟弟溥杰等亲人面前：这人，该怎么葬？ 按皇帝的规格？那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在那个年代是绝无可能的政治错误。可按普通老百姓的规格吧，他毕竟是爱新觉罗家的子孙，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处理了，情感上、传统上似乎也说不过去。溥仪的身份，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份的，前无古人，后也再难有来者。他的身后事，也就成了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特殊问题。 家里人商量来商量去，谁也拿不定主意。最后，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一级一级地往上报，最终报到了时任全国政协。政协的领导们也觉得这事儿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于是报告到了周恩来总理那里。 当时，总理的指示很明确，主要有三点： 第一，溥仪是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丧事费用应该由全国政协来承担。这一点，直接定下了调子。溥仪的最终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全国政协委员”，他的身后事，就应该按照这个身份来办。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任何与“皇帝”相关的特殊化处理方式。 第二，追悼会的规模和形式，要征求家属的意见，特别是他妻子李淑贤的意见。这一点，就充满了人情味。虽然国家定了总的原则，但在具体怎么办的细节上，充分尊重家属的感受。国家大政方针的严肃性和对个体家庭的关怀，在这里结合得特别好。 第三，关于安葬地点，周总理也给出了明确的指示：可以将溥仪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第三点，可以说是整个安排中的“点睛之笔”。 为啥这么说呢？咱们得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是个什么地方。这里安放的，都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贡献的领导人、民主人士、科学家、艺术家等等。让溥仪的骨灰进入八宝山，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政治姿态。 它向外界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溥仪，这个昔日的封建帝王，已经成功地被改造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新中国公民。他后半生在政协的工作，他对新社会的认同，得到了国家的最终认可。这不仅是对溥仪个人的一个盖棺定论，更是对全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和政策成功的一个实例。 有了总理的指示，事情就好办了。 1967年10月19日，溥仪的遗体在北京东郊的火葬场火化。火化后，溥仪的亲属，包括溥杰、韫馨、韫娱等，还有一些生前好友，在政协的安排下，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追悼会现场的布置很简单，正中挂着溥仪的遗像，下面是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旗帜。这面旗帜，就是他最终身份的最好证明。 追悼会后，溥仪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但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说道说道。他的骨灰盒最初并不是放在那些高级干部所在的“第一室”，而是安放在了公墓东侧的一个存放普通人骨灰的祠堂里。后来，经过溥仪亲属的再次请求，也得到了相关领导的同意，才将他的骨灰盒移入了八宝山正室，也就是安放已故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名流骨灰的地方。 这个小小的变动，也体现了国家在处理这个特殊历史人物时，那种审慎和逐步确认的态度。最终，溥仪和那些为新中国奋斗一生的人安放在了一起，这对他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归宿了。他从“龙”到“人”的转变，在死后得到了最终的、也是最权威的确认。 时间一晃到了上世纪90年代。溥仪的妻子李淑贤觉得，让溥仪安息在八宝山，虽然是国家给予的崇高荣誉，但总感觉缺少点什么。她觉得，溥仪毕竟是爱新觉罗的后代，应该和他的祖先离得更近一些。 于是，她产生了一个想法，想把溥仪的骨灰迁到清西陵。清西陵是清朝皇家的三大陵寝之一，埋葬着雍正、嘉庆、道光、光绪四位皇帝。李淑贤的这个想法，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最后，在河北省和当地陵园方面的协商和努力下，事情得到了解决。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将溥仪的骨灰从八宝山革命公墓迁出，安葬在了距离清西陵光绪皇帝的崇陵不远的一处商业性公墓——华龙皇家陵园。 溥仪最终还是“回”到了他祖先的身边，但不是以皇帝的身份进入皇陵，而是他的遗孀用市场经济的方式，购买了一块商业墓地。他的新陵墓旁边，还安葬着一位皇后（婉容，衣冠冢）和一位贵人（谭玉龄）。这看起来像是帝王陵寝的配置，但它的性质，却是一个普通公民的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