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八路军电台队长刘长生向组织申请结婚，被拒后，他竟带着密码本投敌，司令员杨成武大怒：“让宁亚川把他抓回来！” 1943年，真实发主角叫刘长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的电台队长。在那个靠电报传达军情的年代，他和他手里的密码本，就是整个分区的“中枢神经”。所有部队的调动、作战计划，都得靠他手里的那本小册子翻译成一串串数字发出去。说他的岗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一点不夸张。 就是这么个要害岗位上的人，出事了。 事情的起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是为了一个女人。刘长生看上了个姑娘，是附近镇上一个地主的女儿。那个年代，自由恋爱是稀罕事，但刘长生是真心喜欢，就正儿八经向组织递交了结婚申请。 可这申请，被打了回来。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时代特色：第一，女方家庭成分复杂，需要进一步审查；第二，根据地有规定，干部结婚有年龄和职务限制，刘长生还差着点儿。 这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不近人情。但在当时，日伪特务渗透无孔不入，用“美人计”策反我方干部的例子血淋淋地摆在那儿。组织的谨慎，是对整个根据地几万将士的生命负责。 可刘长生不这么想。他觉得组织卡着他，是故意刁难。再加上那姑娘在他耳边吹风：“八路军连婚都不让结，跟着他们有啥前途？你要是真有本事，就跟我走，到那边去，保你吃香的喝辣的。” 一边是冰冷的纪律，一边是温柔乡的诱惑。刘长生的天平，彻底歪了。他脑子一热，干了件惊天动地的事——他偷走了电台的核心密码本，连夜叛逃，直奔日伪据点而去。 消息传到一分区司令部，司令员杨成武正在地图前部署反“扫荡”。听到报告，他手里的铅笔“啪”地一声被撅断，勃然大怒：“这个混账！” 这怒火里，不只是对背叛的憎恨，更多的是一种后怕。密码本一旦落入敌手，整个分区的电台通讯就会瞬间变成“裸奔”状态。日军可以轻易破译我方情报，所有军事部署都将暴露无遗。接下来，就是一场针对我军的精准打击和屠杀。那本小小的册子，牵着的是成千上万战士的命。 “让宁亚川把他抓回来！活的！”杨成武的命令斩钉截铁。 宁亚川，分区锄奸科的干将，一个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的人。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在刘长生把密码本交到日本人手里之前，把他截住，把密码本夺回来。 这任务的难度，不亚于虎口拔牙。刘长生是电台专家，反侦察能力极强，他又直奔敌占区，那边是人家的地盘，到处是眼线和碉堡。 宁亚川没有犹豫。他换上便装，揣上一把杨成武亲手交给他的“八音子”手枪，像一滴水融入大海，消失在茫茫的太行山里。 他没有盲目地追，而是先找到了几个在敌占区边缘混的“朋友”，放出风去，说自己“在八路军那边犯了事，待不下去了，想找个新东家”。通过这层关系，他成功搭上了盘踞在当地的一支伪军头子——赵玉昆。 宁亚川凭着过人的胆识和演技，很快就取得了赵玉昆的信任。他发现，刘长生已经被赵玉昆当成了“宝贝”，好吃好喝地供着，准备当成一份大礼献给日本人。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宁亚川知道，他必须尽快动手。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赵玉昆设宴，请宁亚川和刘长生一起喝酒。酒过三巡，宁亚川借着敬酒的机会，凑到刘长生耳边，用只有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刘科长，分区的窝头，还啃得惯吗？” 刘长生端着酒杯的手猛地一抖，酒洒了出来。他惊恐地看着宁亚川，脸色瞬间惨白。 宁亚川没再多说，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腰间。整个后半场，刘长生都如坐针毡。宴席一散，宁亚川就“顺路”跟着心神不宁的刘长生回了房间。 一进门，没等刘长生反应过来，宁亚川反手锁住房门，那把“八音子”手枪已经顶在了刘长生的脑门上。 “杨司令让我给你带个话，”宁亚川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千钧之力，“组织的大门，永远向犯了错误的同志敞开。是回去认错，还是在这儿当一辈子汉奸，你自己选。” 刘长生的心理防线，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宁亚川的腿，哭得像个孩子。他交出了藏在贴身衣物里的密码本，选择了跟宁亚川回去。 最终，宁亚川有惊无险地把刘长生和密码本带回了根据地。一场足以颠覆整个分区的巨大危机，被消弭于无形。而等待刘长生的，是部队严明的纪律——公审后，执行枪决。 刘长生的悲剧，根源在于他把个人的情感凌驾于组织的纪律之上。他觉得组织“不通人情”，却忘了这份“不通人情”的背后，是对更多人生命的敬畏和保护。这就像今天，一个手握重权的干部，如果为了个人私利，就可以随意践踏法律法规，那伤害的将是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