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8岁的袁竹林受尽日军欺辱，当日军发现她怀孕后，竟让她脱下衣服，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并在她肚子上放一张木板凳，接着，进来一个200多斤的胖子，冷笑一声，坐了上去。 说起袁竹林这个人啊，她是1922年出生在武汉一个穷苦人家里的普通姑娘。从小家里穷，她和妹妹们都早早被送出去当童养媳，15岁那年就嫁给了汪国栋，那家伙是个汽车司机，人还算老实，两人婚后感情不错，生了个女儿。日子虽说不富裕，但也算平稳。谁知道1938年日军打到武汉，汪国栋被单位调到重庆去帮忙，留下袁竹林母女俩在家。她婆婆不是啥好人，看不上她，赶她出门。她只好带着孩子到处讨生活，日子过得苦哈哈的。1940年春天，她听说有个叫张秀英的女人介绍去鄂州旅馆当服务员，工资还挺高，她心想这能养家，就跟其他几个姑娘一起去了。结果一到那儿，就被日军士兵围住，押到个围墙高筑的庙里，那地方其实是日军设的慰安所。她们被强迫脱衣服检查身体，从那天起就开始了地狱般的生活。 袁竹林被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玛沙姑”，门上挂着牌子，每天得接待十几个日军士兵。那些士兵根本不把人当人看，不戴套子，传染病到处传。她刚去的时候，日本兵知道她是新人，没病，就不带避孕套，结果没多久她就怀孕了。怀孕在慰安所是件麻烦事，她自己也怕孩子生下来遭罪，曾想办法打掉，但没成。日军发现后，不给任何医疗帮忙，反而用更狠的办法对付她。他们把她拖到个小屋里，逼她躺在水泥地上，肚子上放张木板凳，然后让个两百多斤的胖兵坐上去压。压完后她大出血，孩子没了，她的身体也从此坏了，再也不能生孩子。这事不是编的，是她后来自己讲出来的，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日军太没人性了。 袁竹林在慰安所呆了几年，中间还被日军军官看中。先是一个叫藤村的军官把她要过去，当私人用的，后来又转给另一个叫西山的军官。西山对她还算有点人样，没那么粗暴，两人甚至发展出点感情。1942年春天，他们俩偷偷跑了，一起生活到战争结束。1945年日本投降，西山问她要不要跟他回日本，她拒绝了，选择回武汉找母亲。回到家，她发现女儿早在两年前饿死了，这打击让她差点崩溃。她身体坏了，不能生育，1946年从朋友那儿抱养了个女孩，叫程菲，当养女。后来她嫁给了廖斌，靠洗衣服、打零工过日子。日子本来慢慢平静下来，谁知50年代末，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她母亲忍不住把她被日军害的事说了出去。本来想博同情，结果村里人开始歧视她，叫她“日本姨子”。街道上还把她户口吊销，房子没收，逼她去黑龙江北大荒劳动改造。她带着养女去了那儿，种地、割豆子，冬天冻得要命，一个月只分6斤豆饼，丈夫廖斌受不了跑了。她在那儿熬了17年，1975年才回武汉。这些年她没少受罪，但她没怨天尤人，就是心里憋着股气，对日军那些事耿耿于怀。 90年代开始，有些学者和记者开始调查慰安妇的事，袁竹林是少数敢站出来讲自己经历的人。她知道这会让人看不起，但她觉得不说出来，后人就忘了那些苦。她参加了好多活动，1998年去多伦多控诉日军罪行，2000年去东京妇女国际战犯法庭作证，讲了日军怎么强迫她，怎么虐待她。她讲得时候，手还抖，但她抬头说：“我18岁本该嫁人做妈，是他们毁了我一生。我活下来，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干了啥。”她的证词字字带血，让法庭上很多人掉泪。她还写信给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和赔偿，但日本那边一直拖着不认账。她晚年靠每月120块钱生活费过日子，身体不好，头疼腰疼都是当年落下的病根。2005年，她又发表了《向日本政府讨公道》的控诉书，说日本欠中国妇女一个说法。可惜她没等到日本正式道歉，2006年3月29日在广东湛江逝世了，84岁。 她的养女程菲后来捐了她的一些东西给南京的慰安妇纪念馆，那件旧棉袄还在那儿展着，当历史见证。 袁竹林的故事不是孤例，二战时日军在亚洲强征了40多万妇女当慰安妇，中国就有20多万。她们大多来自穷苦人家，被骗被抓，遭受非人待遇。很多人死在慰安所里，有的被杀灭口，活下来的也大多不能生育，精神出问题。袁竹林算幸运的，她活下来了，还敢讲出来。但想想那些没讲出来的，得有多少苦埋在心里。日军那些军官和士兵，没一个是好东西，他们把人当工具使，毁了多少家庭。袁竹林的丈夫汪国栋去了重庆后就没音讯，她婆婆赶她出门，张秀英骗她去鄂州，那些日军士兵天天排队糟蹋她，藤村和西山虽说占有她，但本质上还是利用。西山后来想带她回日本，也不过是自私，不想她留在中国的麻烦。这些人没一个值得同情，他们的行为就是战争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