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用4个字证明自己叛变有理，谷正文2句话一针见血反驳。 “拿战友的命换牛排”，蔡孝乾最后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1950年3月，台北的地下线一下子塌了，抓了前后一千一百多人，吴石和朱枫在名单上，审判结束走向刑场，线索回头找来找去，停在一个名字上，蔡孝乾。 他不是第一个被抓的，却是那个中枢，密码在他脑子里，联系点在他的本子里，化名是谁对应谁他也记着，上下线路怎么跑他安排过，关键节点像珠子串在他手里。 人一倒向对方，网就断，后来他写回忆录说自己做了“理性选择”，谷正文坐在审讯桌对面，说一句话就把气氛定住，“他不是在招供，是在拿战友的命换牛排”，这个故事没法洗。 早年跟着红军队伍上路，走过长征，在延安读过马列学院，身份是老地下党，档案里写他是第一批去台湾的核心干部。 1949年夏，从上海走香港到台北，拿的是“福建大学教授”的身份，任务给得清楚，建台湾省工委，内外联络拉起来，渗透和策反布过去。 台北他也能进圈子，外面看去是张教授，里面的人知道他带活，话不多，胆子大，手脚干净，一群人按他的节奏走。 五个月过去，人还在台北，网已经开始动，人却在另一边开口。 第一次被逮是有人受不了刑，说漏“老郑”，特务从住处盯着，看见穿西装打领带的张教授进门，收掉了。 他当场让人解开手铐，说自己是学者，要谈哲学，晚上送去审讯室，嘴紧，带路去抓人时找了个空隙跑掉，上了山。 跑得快，藏的地方不深。 第二次是自己露面，苗栗山区找了个地方呆着，身边有个十四岁的小姨子，外面传了风声，线就过来了。 他怕死也怕饿，山里久了只有野菜和稀饭，心里挂着肉，挂着牛排，带着小姨子下山买西餐，在台中街头被认出，第二次落网。 身份查清，他就是“老郑”，审讯由谷正文接手，规格升了一个台阶。 房间里没上刑，谷正文换了一种办法，你要吃什么，我给你买，你给我换一个点。 桌上放着牛排，他一口一口吃，嘴里往外蹦名字，住址，暗号，联系方式，一周不到，书面列出来四百多人，核心位子也写了，纸上出现“吴次长”三个字。 “吴次长”就是吴石。 笔记本拿过来翻，没人加密，代号旁边写真名，住在哪里，谁接头，谁送信，哪条线怎么走，对照表一样。 日记里也有，写“吴次长今日安全”，“小兰转移中”，“朱明三收到电报”，这种记录不是备忘，是把线放在纸上。 干这个的人出门不带纸笔，他带了一个本子，像通讯录，谷正文看着本子很久，说他把省工委的命挂在一本纸上，后来写进自己的回忆里，觉得这不是信仰问题，是纪律不在心里。 再看他的生活习惯和这些吃饭的细节，有人怀疑他把自己当电影里的人物。 他后来投降，命留住了，在台北郊外住进一个地方，有看守，挂了一个少将军衔，组织上的事碰不到，写东西要审，手边只有纸和笔。 他觉得自己做了理性选择，在狱里写回忆录解释，理想变了，路走偏了，没办法，谷正文那句老话在外面传，“他在拿战友的命换牛排”。 隔了几十年，美国有一篇论文，作者是他的孙女，用了一个词，家族创伤，小时候不懂家里为什么不提祖父，翻史料才知道，心里就有了一个结。 她没有认同他。 从1945年起，在台北、高雄、基隆、宜兰陆续有线往里铺，日据刚过完，格局乱，进政权内部容易，这几年慢慢把线连起来。 蔡孝乾是连线的人，上下级在他手里排，内外联络他来转，经费他拨，电报密码他记，交通点他定，文书他管，命脉他都摸过。 人一倒向对方，省工委像被抽掉中枢，动不了。 他拿出来的不止四百多份名单，是结构，是路线，是目标，是全链条，后面跟着的是判决书，吴石，朱枫，李玉堂，周伟龙，林振南，一个个进入案卷，家属也被牵着走。 这不是嘴一软，是系统性泄密。 1982年他过世，留下几本书，说自己不是叛徒，是选择，是被迫，是环境，外面留下的更多是距离感。 这件事没法用一个词收尾，一个人本来可以走到另一条路，红军出身那条路，后来又出现另外一条线，牛排，欲望，放弃很多东西去换现实。 他活着出来，周围很安静，几乎没人替他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