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一位身材瘦削、白发苍苍的老人走进了北京市公安局，而手里拿的绝密文件，竟然揭开了一个隐藏38年的谜团.....
1949年深秋，台湾基隆港的码头笼罩在薄雾中，一艘货轮缓缓靠岸。人群中，一个身着灰色长衫的男子低头走下舷梯，手里提着两只破旧的木箱，里面装满了茶叶。他叫刘光典，表面上是来台湾做生意的茶叶商人，实则肩负着中共地下组织的秘密使命。码头工人忙碌地搬运货物，海风夹杂着咸腥味扑面而来，刘光典抬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海平面，心中暗想：这次任务，能否平安归来？
刘光典，1922年出生于辽宁旅顺一个贫寒家庭。15岁丧父，他被迫辍学，走进“仁和堂”药铺当学徒。白天，他搬运药材，汗水浸湿布衫；夜晚，借着油灯苦读，自学成才。凭着这股韧劲，他考入北平辅仁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穿上长衫的大学生。毕业后，他在上海开了家药材铺，生意红火，还娶了温柔贤惠的王素莲，生活看似步入正轨。
然而，1946年，一次偶然的相遇改变了刘光典的命运。在药铺，他结识了老乡洪国式——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两人从家乡聊到国事，聊着聊着，刘光典的热血被点燃。他开始意识到，个人的小日子再安稳，也抵不过国家危亡的沉重。1947年秋，他毅然加入中共地下组织，药铺从此成了秘密联络点。表面上，他是精明的商人，背地里却为革命奔波，筹集物资、传递情报。辽沈战役期间，他一次筹措了价值五万银元的药品，解了前线燃眉之急。
1949年，上海解放后，组织交给刘光典一项艰巨任务：以茶叶商人的身份潜入台湾，建立情报站，搜集国民党军事部署。他没有犹豫，只在桌上留下一张字条：“去远方做生意，一两年便回。”妻子王素莲怀着第二个孩子，默默收拾好他的行囊。那一刻，谁也没想到，这竟是永别。 基隆的秘密与逃亡的开始
初到台湾，刘光典在基隆开设了一家贸易行，掩人耳目。他凭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过人的胆识，迅速摸清了台湾海峡的军事布防。1950年初，刘光典第二次赴台，迎接他的却是满城的通缉令。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供出了地下组织名单，情报网几乎全军覆没。刘光典侥幸逃过一劫，但从此与组织失去联系，孤身陷入绝境。他烧毁所有文件，连夜逃往台北南部的深山老林，开始了长达四年的逃亡生涯。
在台南旗山一带的原始山林中，刘光典找到了一处狭窄的山洞，仅容一人蜷缩。这四年，他不仅要对抗饥寒，还要面对内心的孤独。他坚信祖国终将统一，革命必将成功。一次，他听说一位地下党员因生活困苦有意投降，便冒着暴露风险找到对方，将身上仅有的200台币塞给他，鼓励他坚持下去。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在绝境中活了下来。
1954年春节前夕，饥寒交迫的刘光典再也撑不住，冒险下山偷了几个红薯充饥，却被村民发现。国民党军警根据叛徒胡沧霖的供词，围捕了旗山一带，将刘光典与另一位地下工作者王耀东抓获。他被押往台北监狱，形容枯槁，骨瘦如柴，但眼神依然明亮如初。
狱中，国民党特务用尽手段逼供，皮鞭、烙铁、吊打，无所不用其极。刘光典咬紧牙关，只吐出四个字：“无可奉告。”他不仅自己守口如瓶，还用行动感染狱友，教他们识字，哼唱东北民谣，试图用微薄的温暖对抗残酷的折磨。
敌人见硬的不行，便使出阴招。他们找来一个与刘光典体型相仿的特务，伪造了一份“自新声明”，派往香港大肆宣扬刘光典“叛变投敌”。这则假消息传回大陆，击垮了王素莲。她本就患有心脏病，面对丈夫“背叛”的流言，悲愤交加，1955年10月病逝于北京同仁医院，年仅32岁。三个年幼的孩子一夜之间成了孤儿，还要承受“叛徒子女”的冷眼。
1959年2月4日清晨，台北新店安坑刑场寒风凛冽。刘光典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写有他名字的牌子。行刑官宣读死刑令，问他有何遗言，他目光坚定，平静地说：“没有。”他拒绝蒙眼，挺直脊梁，望向大陆的方向。四声枪响后，这位37岁的东北汉子倒在血泊中，用生命捍卫了信仰。
直到1988年冬，一位白发老人走进北京市公安局，带来了一份尘封的名单，上面写着“刘光典，旅顺人”。这位名叫王耀东的老人，曾与刘光典并肩作战，侥幸存活。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名单，坚定地说：“他们不是叛徒！”这份名单揭开了隐蔽战线上一段尘封38年的真相。
刘玉平，刘光典的小儿子，得知父亲的遭遇后，开始四处奔走，搜集证据。他跑遍上海、沈阳、台湾，翻阅档案，访问老同志，终于拼凑出父亲的英雄事迹。2008年，他赴台取回父亲的骨灰，含泪将一半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半留在台湾，寄托着对祖国统一的期盼。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刘光典的名字与其他846位烈士一起，刻在花岗岩墙上。他们的故事不再是禁忌，而是化作历史的丰碑，诉说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