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牺牲前有多凄惨？日军晚年回忆：她的惨叫像来自地狱的声音 日军的审讯室在珠河

赵一曼牺牲前有多凄惨？日军晚年回忆：她的惨叫像来自地狱的声音 日军的审讯室在珠河县城的关帝庙里，阴暗潮湿，墙角堆着沾血的刑具：烧红的烙铁、生锈的老虎凳、浸过盐水的皮鞭。赵一曼被抓时左腿中了枪，伤口还在流脓，日军没给她治伤，直接把她拖进了这里。第一个审讯她的是日军少尉山浦君，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她进门时抬着头，军装被血浸透，却像披着铠甲，眼神里的恨能烧死人。” 山浦君问她“抗联的粮仓在哪”，赵一曼只冷冷地说“不知道”。皮鞭抽在身上，血珠溅在青砖地上，她咬着牙不吭一声。山浦君急了，让人把烧红的烙铁按在她的胳膊上，“滋啦”一声，皮肉焦糊的味道弥漫开来，她猛地疼得弓起身子，额头的汗珠子砸在地上，却硬是没叫出声，只是盯着山浦君说：“你们烧的是我的肉，烧不掉中国人的骨头。” 这样的审讯持续了一个月。日军换了三拨人，用尽了酷刑：灌辣椒水灌到她肺里出血，绑在老虎凳上垫到三块砖让她腿骨咯吱作响，甚至用钢针戳她的指甲缝。有次审讯到半夜，看守偷偷听见她在牢房里哼歌，调子是东北的民谣，断断续续的，像在哄谁睡觉——后来才知道，她是在想儿子陈掖贤，小名叫宁儿，当时才7岁。 她给儿子的遗书，就是在这样的折磨中写的。日军见硬的不行，假意给她纸和笔，想让她写“悔过书”，她却写下：“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写的时候，她的右手被刑具夹得肿成了馒头，笔握不住，就用左手扶着，一笔一划，字迹歪歪扭扭，却每个字都像钉子，钉在纸上。 8月1日，日军知道再也问不出什么，决定处决她。行刑前，他们把她绑在马车上游街，想让老百姓看看“反抗者”的下场。可珠河的百姓们低着头，没人敢看，却有人偷偷往路上扔鸡蛋、窝头——那是给她的最后一点温暖。赵一曼看着熟悉的街道，突然对押解的日军说：“我要再唱首歌。”她唱的是《红旗歌》，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马车上的日军愣住了，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人，都快死了，眼里还闪着光。 8月2日中午，刑场设在珠河县城南门外。赵一曼站在土坡上，阳光照在她脸上，她闭上眼，像是想起了宁儿的笑脸。枪声响起时，她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攥着那封没寄出的遗书。后来打扫刑场的老乡说，她的指甲全被拔掉了，胳膊上的皮肉焦黑一片，可嘴角却带着点笑意——像是终于能去见儿子了。 日军晚年回忆起那段日子，总说“她的惨叫不是因为疼，是因为恨”。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女人能扛住这么多酷刑，为什么宁愿死也不肯说一句软话。其实答案藏在她的遗书里：她不是不怕疼，是怕对不起那些跟着她打鬼子的弟兄，怕对不起还没长大的宁儿，更怕对不起这片被日军践踏的土地。 赵一曼的凄惨，不是肉体的痛苦，是一个母亲与儿子永别的不舍，是一个战士未能亲眼见胜利的遗憾。可她的坚贞，却像黑夜里的星，照亮了后来者的路。宁儿长大后，读到母亲的遗书，说“我懂了，妈妈是想让我活在一个没有鬼子的中国”——这，正是赵一曼用生命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