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们研制歼十的时候有多苦： 由于经费不足，成飞需要靠造洗衣机筹集资金； 总工

当年我们研制歼十的时候有多苦： 由于经费不足，成飞需要靠造洗衣机筹集资金； 总工程师薛炽寿骑自行车往返试验场； 总设计师宋文骢下班后还要卖面条补贴家用。 今天，歼十风光了，回头看这些照片，泪目了… 那是我们的来时路啊！ 八十年代刚开头，谁都知道中国跟世界差着一大截。 飞机也一样。别人家的战机一架接一架，中国这边，还在捡零碎过日子。部队飞行员摸着自己那几架老家伙，都不好意思提什么“先进”。 美国的F-15已经飞了十来年，苏联的苏-27、米格-29也都出来了。 对比一看，心里犯怵，明摆着不是一个档次的。 1981年，一份写得不多的建议书，送到上面，说得明明白白：要造新一代战机，得投五个亿。 这个数一放出来，底下人都倒吸一口凉气。 可上面也没含糊，拍了板，说干就干。你说决心大不大？ 不久后，方案论证会开起来了。 各地来的专家挤满了会场，大伙你一句我一句，有的说太冒险，有的说风险难控。 多数人还在提稳妥路线，老框子里打转。 可这时候，宋文骢带着几张连夜赶出来的透明图纸走进来了。 他话不多，思路却新。他提出来，要搞“鸭式布局”，用“电传操控”，飞机设计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这事在那时不算小动作，是把整个飞行思维拧了一遍。 你想啊，把飞机搞成前面有翅膀、后面没尾巴，再加一套电脑控制的操控系统，飞起来是能飞，可谁敢保证不摔？ 会场上的气氛当时就变了，有人觉得这是玩火。 会议连开七天，争得脸红脖子粗，也没定下来。又过了两个月，第二次会还是在北京开。宋文骢这回直接把做好的模型拿来了，用有机玻璃做的。放到投影仪上一照，那架飞机的影子一下就亮在布上，挺拔、干净，没人再吭声。 那会儿不需要说服谁了，东西摆在那儿，谁都看得见。 为了让这套设计站住脚，他们连夜干试验。 三年才能做完的风洞实验，团队生生用了一年做完。风洞里机器哐哐响，技术员成宿不睡，模型一遍遍放进去测试。有时刚弄完一套数据，一看有误，又得全推倒。那时候不是靠设备先进，是真顶着压力在啃。 1986年，项目定了下来，叫“歼-10”。宋文骢成了总设计师。 可接下来，日子并不好过。 没钱，是真没钱。成飞厂子里连发工资都紧张，得靠造洗衣机、干洗机这种民用产品贴补。 科研人员也苦，有人传说宋文骢晚上去摆摊卖面条，真假不好说，但他家日子确实紧。薛炽寿，那会儿是总工程师，每天靠一辆自行车往返厂里试验区，不是因为喜欢骑，是车都调不出来。 人是有情绪的，长时间憋着，谁都会烦。 有时候一套实验失败了，工程师摔了笔就走，屋里没人敢吭声。可第二天一早，他又回来接着干。大伙心里都清楚，没退路。 到了九十年代，情况变得更复杂。中国从俄罗斯那边买了苏-27，飞机先进，还带着整条生产线。军队这边心动了，觉得买现成的多省事儿。外面开始有人说，既然有了苏-27，那歼-10还造它干嘛？项目会不会被砍？团队的人听见这些话，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宋文骢没说太多，只是重复那句话：“要有我们自己的飞机。”简单，可把话顶到了最前头。 你买来的再先进，也不是你的。关键时刻，人家掐你一把脖子，看你还怎么飞。 技术难点还在飞控系统。静不安定设计意味着，飞机天生不稳，要靠电脑随时调整方向。这就要求那套控制系统必须极稳极准。当时国内没有太多经验，只能靠一堆年轻人边试边学。试验台上到处是线和灯，晚上灯火通明，有人干着干着睡着了，头一歪又醒了接着写代码。那会儿没人提什么工时、绩效，就想着把这套系统整出来。 1997年，第一架原型机装出来了。飞机推出来的那天，整个厂子都安静了。人围了一圈，有的摸机头，有的看机翼。没人说话，眼神都落在那一块银白色的铁皮上，好像盯着一口气。 1998年3月，成都温江机场，首飞前一天。机务员张凤贵检查飞机，忽然看到发动机底下有液体滴下来，一滴、两滴、三滴。他蹲下去盯着看，心跳一下快了。那是燃油，一旦漏油上天，后果不敢想。他立刻报告，团队紧急排查，才在首飞前几个小时排除了问题。 第二天，飞机起飞。试飞员雷强坐进驾驶舱，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薛炽寿一个人走在旁边，从头走到尾，两千米，脚步不快，但不停。他没说话，只是跟着飞机走，像是把所有的心思都走在这条跑道上了。 飞机离地的那一刻，地上没声音。几分钟后，电台里传来一句：“状态正常。”屋子里有人笑了，有人把头低下去，眼圈红了。宋文骢那天说了句：“今天，就当我生日。”没人问他为啥那样说，也没人多嘴。 后来几年，歼-10列装了部队。 2006年，这个项目拿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外国人也开始注意这款飞机，说这是中国自己搞出来的三代战机，是一条线分界的标志。 再后来，巴基斯坦也买了这款飞机，成建制地用起来了。 可对搞这架飞机的人来说，它不是奖项，也不是输出的面子工程。它就是一件憋了二十年终于做成的事。 做不成，别人说你行你也没底气；做成了，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