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荆门战役中，国军军长被包围，可他却放弃了突围的机会，部下不理解，他解释：“我刚娶了一个20岁的姑娘，还不能死！” 这位军长，名叫方靖。1900年，方靖出生在江苏江都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爹妈走得早，是大哥大嫂一口饭一口粥把他拉扯大的。读了三年书，就被送到酱油铺当学徒。 那年头的小学徒，日子比黄连还苦。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方靖这小个子，骨子里却有股犟劲。干了一年，受不了那份窝囊气，跑了。去哪？上海。可大上海人才济济，谁会多看一个穷小子一眼？走投无路，他干了当时很多穷苦人唯一的出路——当兵。 一个十几岁的娃，把命往军营里一撂，图啥？就图一口饱饭，一个渺茫的“出人头地”的机会。 1920年，他入了伍。因为读过几年书，在那个普遍是文盲的军队里，他简直就是“秀才”级别的人物。脑子活，人也肯拼，很快就从一个大头兵，干到了排长、连长。他这人打仗有个特点，不要命。别人往后缩，他往前冲。就凭着这股狠劲，他一路爬了上去。 后来，他抓住了改变命运的关键一跃——考进了黄埔军校潮州分校。这下可了不得，镀了金，算是从“杂牌”正式跨入了老蒋的“中央军”体系。 从北伐、中原大战，到抗日战争中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哪场硬仗他几乎都没落下。枪林弹雨里滚出来，他脸上的麻子越来越多，官也越做越大，最后坐上了79军中将军长的位子。据说，老蒋曾经六次单独召见他，这在当时可是极大的荣耀，他也因此被称为“嫡系中的嫡系，亲信中的亲信”。 看到这，你可能明白了。对方靖来说，“党国”就是蒋校长，为校长尽忠，是他前半辈子刻在骨子里的信念。 1949年2月的荆门，此时的79军，被解放军四野团团包围，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方靖心里清楚，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作为老蒋的铁杆心腹，他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为党国尽忠，为校长成仁。 他甚至有点“期盼”解放军战士能给他一枪，来个痛快的。可解放军的战术是要活捉，优待俘虏。 眼看逃不掉，也死不成，方靖决定自己了断。他拔出腰间那把跟了他多年的佩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就在他手指即将扣下扳机的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 他脑子里没有闪过什么“党国大业”，也没有浮现蒋校长的面容，而是一个巧笑嫣然的年轻姑娘的脸——他刚娶过门不久的妻子，才20岁。 战争年代的爱情，总是仓促又真挚。一个年近半百、满脸麻子的矮个子将军，娶了一位风华正茂的年轻妻子。他答应过她，要带她过安稳日子，要陪她看遍这山河。元宵节的汤圆还等着他回家一起吃，他怎么能就这么死了？ 就在这犹豫的刹那，身边的中校参谋一把夺下了他的枪，喊道：“钧座！我们尽力了！事到如今，你还为谁殉职呢？” 这个问题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方靖脑中的混沌。所谓的“党国”，已经风雨飘摇，高官们忙着往台湾运黄金，谁又真正在乎一个前线军长的生死？ 他一下子瘫坐在地上，那股硬撑了几十年的“忠勇”之气，就这么散了。 当了俘虏，方靖一开始是恐惧的。他怕的不是解放军，而是怕自己的部下在背后打他黑枪，骂他“孬种”。可他没想到，解放军战士把他围在中间保护了起来。晚上，敌工部的干部看他没被子，竟然邀请他同榻而眠。 这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待遇，让方靖百感交集。他第一次感觉到，对面这支军队，不是青面獠牙的“共匪”，而是一群有温度的人。 之后，他被送往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 在这里，昔日的将军们没了军衔和警卫，都成了普通的“学员”。方靖有个心病，就是他那张麻子脸。他最忌讳别人说带“麻”字的词。说来也巧，大家好像都心照不宣，食堂做芝麻饼，师傅就喊“吃带籽儿的饼”；缝衣服要用麻线，也改口叫“粗线”。 这种不动声色的尊重，比任何长篇大论的说教都更能触动人心。方靖紧绷的心，慢慢松弛下来。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一生，那些打过的仗，那些为了虚名而牺牲的士兵。 他不再是那个一心尽忠的“方军长”，而是一个重新审视自己人生的普通人，方靖。 1966年，方靖被特赦。 走出高墙，外面的世界已经换了人间。他没有被社会抛弃，反而因为他特殊的经历，被安排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当专员。 这工作，简直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从一个创造历史的人，变成了一个记录历史的人。他每天的工作，就是伏在案头，整理和审校那些他亲身参与过的战役资料。 他写的每一个字，都带着硝烟的味道，都浸着鲜血的印记。他不再为某一方的立场辩护，而是努力还原历史的真相。因为他知道，这些是人命堆出来的，错不得。 晚年的方靖，和儿孙们生活在北京，过上了四世同堂的幸福生活。他曾是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时，和昔日的对手——解放军的将军们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 1990年，方靖去世，享年9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