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青年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
主要信源：（中新网——1951年南京法院审理首起涉外案 外籍修女被判刑）
在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特殊年代，一首歌曲《知青之歌》悄然响起，成为无数知青内心思绪的表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国家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插队，接受再教育，这场运动影响了千百万年轻人，塑造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1947年出生的南京人任毅，原本怀揣音乐梦想，可高中毕业时却遇上了运动高潮。
家庭经济宽裕的任毅从小展现出音乐天赋，小学进入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中学时在南京中学生艺术团拉二胡、弹吉他。
他的梦想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成为一名歌手或教师。
但政策变化终结了计划。
1968年12月，他作为南京五中毕业生之一，被分配到江苏省江浦县插队。
在江浦县的生活，起初让任毅干劲十足，每天劳动挣到近十个工分。
但时间一长，知青们面临身份困惑。
他们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思乡和迷失感日渐滋生。
知青点的小茅屋成为大家聚会场所，排遣情绪离不开音乐。
1969年5月的一天，几个知青看完月亮提议创作专属歌曲，同伴唐又在鼓励任毅动手。
那一夜，任毅熬通宵抱着吉他谱写一首《我的家乡》，曲调平实却不失深情，结尾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事后他反复修改，定名《南京知青之歌》，简称《知青之歌》。
歌曲没有激昂口号，只诉说告别城市、思念家人的落寞，恰恰击中了知识青年的孤独心境，一时在人群中流传开来。
不到几个月，歌曲从寒冷的塞北草原传到西南热带雨林，甚至西北戈壁和东海盐滩，只要有知青身影的地方，都能听到婉转旋律。
知青们用它表达共鸣，有人说它能成为友谊桥梁，走哪儿都能找到吃的。
可是，歌曲的流传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机。
1969年8月，任毅朋友郑剑峰在调试收音机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播放这首歌，震惊之余告诉了任毅。
那个年代，收听敌台是禁忌，郑剑峰后因牵连被捕，在恐惧中病亡。
歌曲内容被指不符主流思想，《知青之歌》在南京街巷被贴满批判文章，定为“大毒草”。
众人攻击它腐蚀人民思想，唱出了敌对势力的心声。
任毅陷入恐慌，回到知青点烧毁所有手稿、曲谱和女友信件，甚至藏匿的《圣经》，精神几乎崩溃。
1969年10月，他主动去南京市娃娃桥监狱自首，但接待人员拒绝接收，说需上级指示。
次年局势加剧，南京街头充斥“该管的管、该杀的杀”标语。
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任毅被抓进监狱，领取布制代号牌。
审讯中，原本美好的歌词被曲解。
“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异乡”被指为“深陷”。
“告别妈妈，再见了家乡”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留恋。
公判大会上，任毅为死刑犯陪绑，承受着不确定处刑的巨大压力。
1970年5月，南京公检法军管单位呈送结案报告，建议判任毅死刑。
报告显示，他被控“散布反革命言论，长期收听敌台广播”，涉及具体收听证据和公开批判细节。
案情上报至南京革委会高层，引起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关注。
许世友亲自查阅案卷，批示说“一个学生娃子，十八九岁，没有前科，不应死刑”，强调青年历史简单，避免杀戮。
这一干预保住了任毅性命。
1970年8月公判大会上，任毅听到被判十年徒刑。
事实上，1979年2月他获得平反出狱，但家庭已物是人非。
母亲衰老，恋人嫁人，妹妹因病离世未见最后一面。
出狱后，任毅被安排到纺织公司工作。
1987年，许世友逝世两周年时，他专程到河南新县将军陵墓前点燃香烟、洒五粮液酒鞠上三躬感恩救命之恩。
如今任毅退休住在南京郊区，回顾过去，他说功过已成烟云，知青友谊最可贵。
这首歌曲虽未为他带来名利，却成为一代知青的共同记忆，折射出那段历史的复杂面。
一切尘埃落定，留下的只有对纯朴往事的怀念和对未来的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