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不明白：韩国也是鲸鱼，怎么面对中美，却怕得跟虾米一样？ 作为东北亚地缘格局的关键行为体，韩国近年来深陷国家定位的认知矛盾。首尔国立大学“和平统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永锡的论断颇具代表性：“当大国冲突升级时，韩国始终难逃‘鲸鱼打架，虾米遭殃’的历史宿命。”这种根植于民族记忆的焦虑，与韩国经济崛起后形成的“第三鲸鱼”论自我认知形成剧烈碰撞。 朝鲜半岛的位置实在太特殊了。它夹在中俄两大国之间，东边是日本海，西边是黄海，北边挨着朝鲜，南边是大海。历史上，这里就是大国势力交汇的十字路口。甲午战争时，清朝和日本在这里打了一仗，结果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冷战时期，朝鲜战争爆发，中美苏三大国直接或间接卷入，半岛被一分为二。 这些历史伤痕让韩国人形成了一种集体潜意识：不管自己多努力，只要大国之间起冲突，半岛必然遭殃。就像首尔国立大学那位研究员说的，“鲸鱼打架，虾米遭殃”，这种根植于民族记忆的焦虑，哪怕韩国现在成了发达国家，也很难彻底消除。 韩国的经济结构也加剧了这种脆弱性。韩国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半导体、汽车、化工这些产业占出口总额的大头。而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出口市场，一个是最重要的技术合作伙伴。 2023年，韩国对华出口占比虽然降到了19.8%，但半导体、显示屏等关键产品依然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比如三星和SK海力士，它们的存储芯片有超过30%卖给中国，而且还在中国设厂生产。 可另一方面，美国又要求韩国配合对华技术封锁，比如限制高端芯片出口、加入“芯片四方联盟”。这就像左右手被绑住了一样，韩国企业既怕得罪中国丢了市场，又怕得罪美国断了技术。 安全上的依赖更是让韩国动弹不得。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始终悬在头顶，韩国不得不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驻韩美军的存在虽然提供了安全感，但也让韩国在外交上难以完全自主。美国时不时就会拿安全合作当筹码，要求韩国在贸易、科技等领域让步。 比如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要求韩国增加军费分摊，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又推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甚至想把《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海。这种安全上的捆绑，让韩国在中美博弈中很难保持中立，常常被迫选边站。 国内政治的分裂也让韩国的外交政策左右摇摆。保守派和进步派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分歧很大。保守派倾向于强化美韩同盟，甚至不惜得罪中国；进步派则主张改善对华关系，推动半岛和平。 这种内部分裂导致韩国外交缺乏连贯性。比如尹锡悦政府上台后，一边倒向美国，在涉华议题上频频挑衅，结果中韩关系一度陷入低谷，韩国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国内企业叫苦不迭。可反对党上台后，又可能转向缓和对华关系，这种政策的反复让韩国在国际上显得缺乏战略定力。 更麻烦的是，韩国的经济优势正在被中美竞争侵蚀。中国近年来在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快速崛起，很多原本由韩国主导的产业，比如动力电池、显示面板，都面临中国企业的激烈竞争。而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又要求韩国配合技术封锁，这等于切断了韩国企业向中国市场升级的通道。 朝鲜的核问题更是让韩国雪上加霜。朝鲜每次试射导弹或进行核试验，韩国都得高度紧张，生怕引发军事冲突。而美国在应对朝核问题时，往往把韩国当棋子，比如在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表面上是防御朝鲜，实际上却损害了中国的战略安全，导致中韩关系恶化。 韩国夹在中间，既要安抚朝鲜避免战争，又要配合美国的战略，还要防止中国的反制，这种多重压力让韩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在钢丝上跳舞。 韩国的社会心理也在起作用。虽然经济发达，但韩国社会的集体主义文化强调和谐与稳定，民众普遍厌恶风险。每次中美关系紧张，韩国股市、汇率都会波动，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上升，这种切身体会让韩国人对大国冲突格外敏感。再加上媒体对中美博弈的渲染，比如报道台海局势、南海争端时，常常强调韩国可能受到的波及，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焦虑情绪。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是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冲突。韩国历史上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汉字、儒家思想至今仍有深刻烙印。但近代以来，韩国经历了日本殖民、朝鲜战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 这种复杂的历史情感让韩国人既想摆脱对中国的文化依赖，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而美国作为“拯救者”的形象，在韩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美国的科技、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这种文化心理上的撕裂，让韩国在中美之间很难找到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