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在外打牌时，顿感全身燥热，坐立难安，一时间她的心

1965年，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在外打牌时，顿感全身燥热，坐立难安，一时间她的心中升起了不好的预感。于是连忙往家赶，谁料刚进家门，就听到书房传来声音，推门一看，姚玉兰瞬间哭成泪人！ 1965年夏天的某个上午，台北市区的麻将馆里，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正摸着牌，突然觉得后背一阵燥热，手里的骨牌像烙铁似的烫手。   她扯下披肩灌了口凉茶，可那股没来由的心慌怎么也压不下去——那感觉就像当年在香港听说杜月笙病危时一样，让她坐立难安。   牌友看她脸色发白劝她歇歇，姚玉兰却抓起提包就往外冲，连赢的钱都顾不上拿。她一路小跑回宅子，刚进院门就听见佣人带着哭腔喊“少爷醒醒”，奔到小儿子杜维嵩房门口时，只见29岁的儿子直挺挺躺在床上，脸色灰白，床边散着空药瓶。   姚玉兰腿一软瘫坐在地，嗓子里像堵了棉花，连哭都哭不出声。   这揪心一幕的根源，得从三十年前上海滩的黄金岁月说起。1929年，京剧名角姚玉兰嫁给青帮大佬杜月笙当四姨太时，杜家正是鲜花着锦的鼎盛时期。   她给杜月笙生下幼子杜维嵩那年，杜月笙已经48岁，老来得子恨不得把儿子捧上天。杜维嵩从小要星星不给月亮，出门保镖开道，理发都是师傅上门服务。   他十五岁前压根没自己花过钱，以为父亲留下的金山银山永远吃不完。谁知1951年杜月笙在香港病逝，遗产一分家，杜维嵩只拿到11万美元。   这笔钱放普通人身上能过半辈子，可这位少爷在舞厅一晚就能挥霍上千，不到十年就见了底。   家道中落后，杜维嵩的苦日子才真正开始。1965年那个闷热的早晨，他揣着最后几张钞票去街边理发店，剪完头发一摸口袋——钱包被偷了。   老板当场翻脸骂他“小瘪三”，吆喝伙计把他架到街上，围观路人指指点点笑他“杜家少爷连理发钱都赖”。   这份羞辱像刀子扎心。想当年在上海，杜公馆的汽车经过外滩，巡捕都得立正敬礼；   如今在台北街头，连剃头匠都敢朝他吐唾沫。他冲回家翻出整瓶安眠药吞下去，用最决绝的方式逃避这个不再捧着他的世界。   而此时的姚玉兰正在牌桌上心神不宁。她晚年常靠打牌排解寂寞——杜月笙死后，她带着子女迁居台湾，大家族的排场早散了架。   其他子女忙着谋生，唯有小儿子整天窝在家里唉声叹气。她不是没劝过杜维嵩出去做事，可每次看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就心软，结果惯子如杀子的古训终成现实。   当她在儿子房里摸到冰凉的手腕时，半生坚韧瞬间崩塌。这位经历过戏班漂泊、帮派倾轧的奇女子，能周旋于宋美龄的茶会。   能在香港沦陷时带着全家老小逃难，却在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前哭到昏厥。   杜维嵩的悲剧像面镜子，照出时代洪流里个体命运的荒诞。1965年越战正打得炮火连天，老蒋在台湾喊着“反攻大陆”，可这些大事在杜维嵩眼里都比不上理发店的羞辱——他被旧时代的蜜糖泡软了骨头，新时代的风浪一吹就折了腰。   反观他哥哥杜维善，同样拿着微薄遗产起步，却成了古钱币收藏大家，先后给上海博物馆捐了两千多枚珍品；   姐姐杜美如和丈夫在约旦开中餐馆，连阿拉伯王室都常去捧场。同爹同妈的孩子，有人把烂牌打成王炸，有人抓着好牌往死路里钻。   姚玉兰后来再没碰过麻将。她把小儿子葬在台北郊外，每次扫墓都带两样东西：一束白菊，一张杜维嵩小时候穿西装背手扮大人的照片。   晚年在士林官邸唱《四郎探母》时，她总把“可怜娇儿泪涟涟”那句唱得格外苍凉。1983年她病逝前跟孙辈念叨最多的话是：“你外公总说江湖义气最重，可治家比混江湖难多了……”这话里藏着她半生的悔——早知溺爱是毒药，当初就该让娇儿多吃些苦头。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