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知青戴建国不顾家人的反对，硬娶痴傻的程玉风为妻，新婚夜，正当戴建国流泪解开她的衣扣时，谁料，程玉凤却突然一拳打在他的脸上。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79年，上海一知青“戴建国”铁了心要娶村里人嘴里的傻姑娘“程玉凤”，为了这件事，他不仅顶住了家人从上海发来的反对电报，也把县委会的劝说当成了耳旁风。 婚礼办得静悄悄，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酒席宴请，只在门上挂了一对红花就算礼成，可邻里间的议论却少不了：“一个文化人，娶个疯子，这日子还怎么过？” 新婚当晚，戴建国推开房门，看着眼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姑娘，心里五味杂陈，睡前他准备解开妻子外衣扣子，也就在这一刻，程玉凤猛地尖叫起来，紧接着一拳就砸在了戴建国的脸上。 鼻血瞬间涌了出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戴建国没有躲，也没有骂，反而用尽全力抱住了她。 那一夜，戴建国守着在噩梦中熟睡的程玉凤，直到天亮，而这桩婚事的起源，还得从九年前说起。 1970年，戴建国随着大批上海知青来到逊克县，城里娇生惯养的他第一次抡锄头就砸了手，扶犁时牛也不听使唤，手上磨出的血泡，晚上疼得钻心。 直到大年初三，他在村外松林里扭伤了脚，疼得动弹不得，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姑娘出现了，她就是程玉凤。 她蹲下来，用老辈人传下的法子给他揉脚，又把随身带着的干粮分给他，后来，戴建国就跟着她学农活，听她哼着跑调的山歌，在这片黑土地上，总算慢慢摸到了门道。 两个年轻人的心也越走越近，戴建国给她讲上海的梧桐树，程玉凤就给他塞烤熟的土豆和咸鸭蛋，他们都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但好景不长，一场变故彻底打破了这美好，1974年，戴建国回上海探亲，程父却背着他，收了邻村的彩礼，把玉凤许给了别人。 她被硬塞上花轿，三天后，就在新房里疯了，她发疯似的撕扯喜服，嘴里反反复复只喊着一个名字：“建国，别走。” 这件事，成了戴建国心里一道过不去的坎，所以，当五年后他决定娶已经疯癫的程玉凤时，村里人觉得他疯了，因为只有他自己清楚，他要守护的，是那个曾经在雪地里救过他、教他扶犁的姑娘。 婚后的日子，非常艰苦，程玉凤犯起病来，砸锅摔碗是常事，有时半夜还会往村外跑，戴建国就打着手电筒满山遍野地找，家里所有尖锐的东西，他都收了起来。 可他也有自己的一套“疗法”，玉凤一犯病，他就耐着性子给她梳头，唱上海老歌《天涯歌女》给她听。 她稍微清醒时，他就拉着她去地里，指着白菜说：“你看，这菜长得多好，咱把它养大，”他把两人年轻时唯一的合照贴在床头，试图用这一点一滴的日常，唤醒她的记忆。 到了1980年，他们的儿子“戴亮”出生了，小家伙的降生，竟成了意想不到的转机。 程玉凤看着怀里啃着她手指的婴儿，突然笑了，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从那以后，她犯病的次数明显少了很多，甚至能帮着择菜。 日子一晃到了1997年，上海传来消息，戴建国的母亲病危，他在炕头坐了三夜，最后决定带妻儿回上海。 这个大都市对程玉凤是个巨大的挑战，她一到南京路，就被车水马龙吓得掉头就跑，戴建国追了很远，才在一个卖粢饭糕的摊子前拉住她，她却指着油锅问：“建国，这个能给亮亮带回去吗？” 从那以后，戴建国上班都带着她，把她安顿在电视台传达室，下班后，就骑着一辆自行车，带她在弄堂里穿梭，去黄浦江边看轮船。 有一次下大雨，他把唯一的雨衣全披在玉凤身上，自己淋了个透湿，回家就发了高烧，谁知，玉凤竟笨手笨脚地学着他从前的样子，用毛巾蘸着酒精给他擦身降温，嘴里含糊不清地念叨着，眼泪直掉。 社区医生上门诊断，程玉凤得的是创伤后应激障碍，而最好的解药，就是陪伴，戴建国是电视台记者，写稿子时就把程玉凤带在身边，他念一句，她就安安静静在旁边听一句。 这样的陪伴，一晃又是许多年。 直到2005年春节，读大学的儿子回家，举着相机给他们拍照，程玉凤盯着洗出来的照片看了很久，突然指着相册里那个年轻的自己，又指了指身边的丈夫，口齿清晰地说：“这是建国，这是我儿子。” 那一刻，戴建国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为了这句话，他等了二十多年，戴建国和程玉凤，这对世人眼中的“非常夫妻”，就这样相守了33年。 他们的故事，说到底，是在回答一个最朴素的问题：当爱人不再是我们记忆中的模样，爱还剩下什么？ 戴建国用大半生的坚守，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份爱，无关风花雪月，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承诺与守护。 【信源】我的疯娘痴父：一个时代的爱情绝唱——芝罘公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