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临武，一派出所所长在节前值班时突感不适，与同事换班后回家休息。期间，男子仍通过电话处理一起紧急警务，不料，男子次日被发现于家中猝然离世。事后，男子单位为他申请工伤，却被人社局以“不在工作岗位”为由驳回。男子所在单位不服，将人社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法院这样判决。 据哈尔滨日报9月24日报道，欧阳海（化名）是某派出所的所长，从警多年，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 2024年“五一”假期前，派出所排好了值班表，欧阳海原本应在5月1日值班，但谁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换班，竟引发了一场关于工伤认定的法律风波。 2024年4月30日下午，欧阳海在县城参加一场工作会议，会议途中，他忽然感到头晕、胸闷，同事发现他脸色苍白，劝他休息。 当天傍晚，欧阳海联系派出所教导员，提出换班请求：“我实在不舒服，明天你替我值个班，我2号再来。” 教导员爽快答应。 回家后，欧阳海简单吃了药，便早早休息，妻子见他疲惫，劝他去医院，但欧阳海选择了继续坚持。 5月1日，欧阳海并未卧床休息，他当天多次通过电话调度一些工作，通话记录显示最短几十秒，最长不过几分钟。 5月2日傍晚6点左右，妻子发现欧阳海躺在卧室床上毫无反应，急忙拨打120。 急救医生赶到后，确认欧阳海已无生命体征，死亡证明显示，其直接死因为“呼吸心跳骤停”，死亡时间为2024年5月2日。 欧阳海去世后，公安机关认为其死亡与工作高度相关，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6月11日，人社局出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理由简洁：欧阳海死亡时处于家中休息状态，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 公安机关不服决定，将市人社局诉至法院。 公安机关提出如下主张： 第一，基层派出所所长的工作具有全天候、不间断的特点，其“工作时间”不能机械地理解为标准8小时或值班的24小时，而是包括随时处理紧急公务的待命时间和实际工作时间。 第二，由于工作需要，家庭在特定情况下成为工作岗位的自然延伸，5月1日，欧阳海通过电话处置辖区非正常死亡事件，此时他的家就是临时办公场所。 面对起诉，人社局提出如下抗辩理由： 第一，欧阳海死亡的具体时间是5月2日18时许，地点是在自己家中，这明显不属于常规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第二，5月1日当天，欧阳海仅有几通短暂的工作电话，并未付出实质性劳动，未真正占用其休息时间。因此，不能将其整个休息日都视为工作时间。 那么，从法律角度，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法院指出，对于欧阳海这类肩负主要责任的基层帽子叔叔，其工作时间具有连续性和不确定性，虽然他5月1日与教导员换班，获得了休息时间，但当他主动处理一些紧急事物，其“工作时间”即被激活和延续，欧阳海在5月1日进行工作通话的时间段，应被认定为“工作时间”。 而“工作岗位”不能等同于“工作场所”，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工作地点不再固定，劳动者在住所内执行单位指令、完成工作任务时，其住所可以视同为工作岗位。欧阳海在家中打电话协调处理公务，其家在当时的功能就是履行所长职责的“工作岗位”。 人社局认为，即使认为欧阳海5月1日处理公务时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其当时仅是“感觉身体不适”，并未达到“突发疾病”并直接导致死亡的程度，他的死亡发生在休息和睡眠中，与工作活动缺乏直接的、即时的因果关系。 不过，法院认为，“突发疾病”是否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以及死亡是否在48小时内发生，法律并未要求疾病必须“立即”或“当场”死亡，而是允许有一个过程。 本案中，4月30日下午，欧阳海在工作会议上已出现“身体不适、脸色不正常”的明显疾病征兆，且此征兆发生在其工作期间。 欧阳海因身体不适换班，但次日仍带病处理公务，这表明其疾病状态在持续，且与工作压力、劳累存在高度关联性。 欧阳海于5月2日晚被发现在家中死亡，从4月30日出现症状到5月2日死亡，完全在法定的48小时时限之内。 法院特别指出，人社局简单地以“死亡发生在家里”为由否定工伤，但没有深入调查欧阳海死亡是否由4月30日已突发的疾病在48小时内演变而来？ 在因果关系存在合理怀疑时，应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认定，人社局未能完成其负有的、全面调查并排除合理怀疑的职责，因此其决定不能被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撤销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决定，责令其在六十日内重新调查并作出行政行为。 对此，您怎么看？
欢乐马
应该算工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