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课堂上被老师一巴掌打成耳聋，警方却说不追究责任！” 两年前，11岁的小梁在学校体育课上调皮捣乱，不听指挥。体育老师余某情绪失控，当场给了小梁一巴掌。事后，小梁出现听力异常，甚至逐渐丧失听力功能。 小梁的父母十分震惊，立即报警，要求追究余某的法律责任。警方介入调查后，委托两家鉴定机构进行评估：小梁耳聋是否与被掌掴存在因果关系？两份鉴定意见均显示，限于技术原因，无法明确认定耳聋与外力之间的联系。 警方据此作出决定：余某的行为属于教育惩戒过度，但并不具有伤害、殴打的故意，因此不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而应适用《教师法》，仅属于行政处分范畴，案件予以终止。 这一决定让小梁的父母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警方偏袒教师，于是将公安机关告上法庭。 在法庭上，家长提出了三点核心理由：第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认定，并非必须依赖鉴定。小梁在被打之前听力正常，基因检测结果也未发现耳聋基因，而在遭掌掴后立即出现耳聋症状，这一时间顺序足以推断外力系主要原因。 第二，《教师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并非上下位法的关系，而是分别调整不同社会关系。教师即便受到学校处分，也不能因此免除治安处罚。 第三，《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7条明确禁止体罚，第129条更是规定：违反规定的，构成违法行为的，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责。余某的行为不应被粉饰为“惩戒过度”，而是典型的违法体罚。 法院审理后，将焦点聚集在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余某的掌掴行为，是否属于以教育为目的的惩戒措施？二是，教育惩戒过当，是否排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 针对第一个焦点，法院认为：小梁在课堂上确实存在违反纪律的行为，老师出于维持课堂秩序的考虑，行为不排除具有教育惩戒属性。但问题在于，打耳光的方式超出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所允许的范围，已构成违法体罚。 针对第二个焦点，法院指出：《教师法》确实规定了对体罚学生的处分措施，但这并不排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教师体罚学生，既触犯教育管理规定，也可能触犯治安管理法规。二者并不冲突，而是可以并行适用。 法院进一步引用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9条第2款：违反该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若仅以行政处分应对，实际上会让许多“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体罚”失去规制空间，导致社会保护出现真空。 因此，法院最终判决：撤销公安机关的案件终止决定，责令其重新对案件作出处理。 这起案件背后，涉及几条重要法律逻辑： 第一，因果关系的认定。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必拘泥于鉴定结论。只要能够通过事实推断，证明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高度盖然性，就可以认定。例如，本案中小梁在被打后立即出现耳聋，且排除了先天原因，这种推定属于合理的法律判断。 第二，教育惩戒与体罚的界限。《教师法》及《教育惩戒规则》允许教师采取合理的批评、留堂等措施，但严禁任何形式的体罚。一旦以暴力伤害学生，性质便不再是教育行为，而是违法行为。 第三，法律适用的并行性。《教师法》主要调整教育机构内部的管理秩序，而《治安管理处罚法》调整的是公共秩序领域。两者作用范围不同，不能因为适用了前者，就排除后者。否则，会让部分违法行为逃避应有的惩处。 结合社会现实，这一案件具有强烈的警示意义： 首先，对教师而言，必须明确教育惩戒的边界。课堂管理的确需要纪律，但纪律不能通过暴力维持。任何形式的体罚，都会损害学生的人格尊严与身体健康，法律红线不容触碰。 其次，对公安机关而言，处理类似案件时不能过于依赖鉴定结果。司法实践中，很多损伤并不一定能通过医学鉴定明确认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人可以免责。法律评价必须立足事实链条与社会经验。 再次，对家长和社会而言，这一案件凸显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价值。法律不仅仅停留在纸面，而是需要通过每一个具体案件落实。未成年人在教育过程中，理应获得双重保护：来自家庭的关怀，来自法律的屏障。 从判决结果看，法院撤销了警方的决定，要求重新处理。这意味着，余某仍可能面临治安处罚，甚至若能进一步查明因果关系，还可能承担更严重的责任。 这起案件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教育不是体罚的遮羞布。教师可以管教，但不能施暴；教育惩戒可以有度，但绝不能突破法律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