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当省委书记或军区司令，成工厂经理：和平了，让我搞经济建设 “1954年初春，你们别替我操心，和平了，让我到白银去开矿吧。”黄罗斌推开窗，兰州还带着冷冽的风，他语气却轻快得像刚打完一场胜仗。那天会上，中央决定撤销宁夏省、并入甘肃后的干部调整方案，摆在他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进省里当书记处书记，一条是留部队升军区司令。出乎所有人预料，他把这两张“金名片”同时放下。 谈起黄罗斌，不少老兵会提到他当年在晋绥的硬气。陕北红军出身，枪林弹雨里一路爬升，解放战争时是四纵警三旅旅长。西府战役，他因“未按时发起攻击”被撤职，这段挫败在很多人眼里是污点，可他自己却常说：“撤职就撤职，战场上怕过子弹才丢人。”从那以后，他被调到地方军区接收起义部队，一边整编，一边跟进主力作战，对干部转行的难度也算早有体会。 1949年秋，他率部配合十九兵团解放银川。表面是副司令、副政委，实际司令是起义将领，具体事务全落在他头上。宁夏刚解放，青铜峡以南的土匪武装还在四处流窜；白天剿匪，夜里恢复电站、疏浚渠道。熬了几个月，总算把民生产业的账本捋顺。也正因为这段经历，他对“治理”二字有了另一层理解：枪口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只有工厂的烟囱冒起来，老百姓才真正松口气。 然而最令他头痛的，是刚接手那支由榆林守敌起义改编的独立二师。缺乏整训，缺乏组织，关键时刻跑得比谁都快。一次宁夏马家堡外线作战，连夜前推，半道上人就散了。师部连忙收拢队伍，他一边骂，一边追。最后这支部队干脆被撤编。他后来回忆时叹了口气：“战场和工厂不同，坏了可以返工，可人心散了，返工难。”这层体验形成了他对干部再教育的倔强，坚持“先做人、再干事”，影响了他此后的经济管理思路。 1954年机构调整，甘肃省委多次向中央打报告：老黄熟悉军队、懂地方，又是解放宁夏的功臣，当书记处书记顺理成章。总参谋部也递条子：“部队缺能打会管的老首长，请黄罗斌出任兰州军区副司令。”两封电报摆在桌上，他却觉得都“不太对劲”。和平建设已成大势，他不想再围着指挥图纸转，而是想握住炼炉，看看战火废墟能熔出多少铜铝。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选址在甘肃中部的黄土高坡，第一批地质队刚凿下去，便测出富铜富铅层。这个项目被列入“一五”重点，急需一位懂组织、敢拍板的“掌勺人”。黄罗斌看着工程方案，想到了老部队改造那段吃力不讨好的日子：同样需要整合，不同的是，矿山里没人逃兵，只有数据和石头。于是他的回信只有简短一句：“到白银，把矿挖好。” 到达白银的第一天，他踩着泥泞跑遍三十多个临时工棚。地质队员散住在山沟，伙食差得只能嚼馒头就咸菜。晚上开碰头会，他一句套话都没说，先把后勤处长点名：“人挖不动矿，先让人吃饱。”第二天凌晨，采矿队拉来两车菜叶子，“首长的命令”成了最硬通货。有人后来说起此事，直夸他懂基层，其实不过是一位老兵对体力极限的切身感受。 有意思的是，他把部队里的“班排建制”直接搬进了矿山：十人一组，组长负责安全、产量和思想动态；每晚收工写小结，第二天交调度室公示。今天看来像企业管理制度的雏形，那年却让不少专家皱眉——“搞经济不能用军事化那一套”。黄罗斌没多解释，只是笑——“好使，管用。”半年后，白银公司日产原矿提升了近三成，批评声默默消失。 1957年，一号竖井正式通风下矿，却赶上“反右”扩大化。省委内部一份材料指出：白银公司党委在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口号时，存在冒进倾向。报告未明言，其实矛头直接指向黄罗斌。到1961年经济困难期，他顶着缺口拿贸易订单，换回大量救急钢材，厂子稳住了，他自己却被贴上“典型修正主义分子”标签。1965年文件下来，行政级别连降四级，搬出省委大院，去党校“反省”。那年他四十九岁，背包进宿舍时只说了句：“厂子没垮，人没散，就值。” 多年后，有同志问他当时恨不恨。黄罗斌摇头：“不恨，矿在那里，冶炼炉没冷却。”简单八个字，道破了一位老兵对“事业”二字的执念——职位高低不过过眼，机器转着才是正经。 1978年，拨乱反正。中央考虑边疆稳定，把他调到新疆自治区党委，先任常委，再任副书记、书记，兼管经济口子。上任第一周，他跑去新疆八一钢铁厂，看到高炉旁值班兵一身尘土，连说三声“像极了当年白银”。与军代表聊起改造计划，他提议引进甘肃那套“班排建制”管理，笑称“老方子还能治新病”。事实证明确实奏效，八钢当年产量突破设计指标百分之二十五。 1983年，他回甘肃主持政协工作。有人评价他从旅长到省长，再到厂长、书记，职务起落像过山车。可他自己更在意另一条曲线——产量。统计本上密密麻麻记录了白银公司1957年后的每一个季度数据，时隔数十年仍被他翻看。一次内参会上，他提到甘肃资源禀赋，说应让“铜、铅、锌这些深藏土里的家当”走上深度加工之路。讲话调子依旧不高，却让工业口干部直呼“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