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蒋介石将赋闲已久的王家烈重新起用，任命为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这位昔日的“贵州王”，已在蒋介石麾下担任中将参议多年，此时突然被委以此职，实则是想推他上前线，充当炮灰。 1949年7月的贵阳，暑气闷得人发慌。蒋介石一纸任命状送到王家烈手中，让他出任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明眼人都知道，这哪是什么委以重任，分明是把他往火坑里推——西南局势早已危如累卵，这个“副主任”的椅子还没坐热，恐怕就要给蒋家王朝陪葬。 王家烈捏着那张轻飘飘的委任状，嘴角扯出苦笑。十四年前那幕，又浮现在眼前。 1935年4月，贵阳机场。张学良亲热地揽着他的肩：“家烈兄，跟我坐飞机去武汉转转，委员长有要事相商。”螺旋桨轰鸣声中，张学良忽然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份文件。纸张簌簌作响，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免去王家烈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调任武汉参议。” 机舱外云海翻腾，王家烈的心直往下坠。他攥着扶手的手指节发白，终于明白什么叫“空中夺权”。当年称雄贵州的“桐梓系”首领，此刻连跳机都做不到，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经营半生的基业，在万米高空化为泡影。 从草根到“贵州王”，他走了整整二十年。1893年出生在桐梓县农家，读过几年私塾就为生计奔波。1914年投军时，谁也想不到这个瘦高个青年日后能执掌黔省大权。护国战争时扛枪冲锋，军阀混战时合纵连横，直到1932年取代毛光翔主政贵州，他用的不仅是枪杆子，更是脑瓜子。 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早就盯着贵州这块肥肉。1935年红军过境，老蒋的“一石二鸟”之计狠辣至极：既要剿共，又要削藩。十万中央军开进贵州，美其名曰“助剿”，实则在贵阳城外架起炮口。王家烈心里明镜似的，作战命令能拖就拖，部队调动磨磨蹭蹭——他深知只要黔军伤筋动骨，自己立马会成为砧板上的鱼肉。 果然，老蒋的耐心耗尽了。张学良那出“空中罢官”的戏码，成了民国政坛最经典的夺权案例。被撸得干干净净的王家烈在武汉闲居，整天对着长江抽烟。昔日部下绕道走，旧交故友避不及，连贵阳送来的茅台酒都带着施舍味。 抗战八年，他挂了个第二十军团副军团长的虚职，却连一个连都调不动。有人劝他活动活动，他摆摆手：“蒋介石宁用奴才不用人才，我早看透了。” 1949年的人生抉择，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国民党溃退台湾时，大小官员挤破头要登机，王家烈却收拾包袱回到贵州老家。共产党不但没清算他，反而安排他当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毛泽东有句话说得透：“王家烈在贵州人民心中是有分量的。” 这份分量，来自他主政时修公路、办学校、整顿金融的实绩。贵阳到桐梓的公路就是他力排众议修的，当年多少乡绅跳脚骂他“败家子”，如今马帮车队都改走柏油路。 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王家烈穿上中山装，当贵州省人大代表，1955年更当选省政协副主席。他写的《黔省往事》《桐梓系兴衰录》成了研究贵州近代史的一手资料。1966年病逝时，贵阳百姓自发沿街送行——他们记得这个高个子省长当年总爱卷着裤腿下田，说话带着浓重的桐梓口音。 从黔军小兵到封疆大吏，从空中罢官到重获新生，王家烈73年的人生就像贵州的盘山公路，百转千回终是向上。临终前他对家人说：“我这一生跟过旧军阀，反抗过老蒋，最后跟着共产党走了正道，值了。” 【消息源自：王成斌、刘炳耀、叶万忠、范传新，《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四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4-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