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张宗伟被捕，期间，妻子就在人群中，看到丈夫要被日军带走，妻子想走过来，丈夫一瞪眼，妻子又退回人群中！ 张宗伟是东北早期的共产党员，这身份在当时就意味着，你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他娶了个俄罗斯媳妇，叫阿格拉菲娜。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东北汉子，一个俄罗斯姑娘，这组合在哈尔滨那个“东方莫斯科”虽然不稀奇，但背后的故事肯定不简单。阿格拉菲娜跟着他，就等于选择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路。 他们家，表面上看是哈尔滨炮队街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杂货铺。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共满洲省委的一个秘密交通联络站。前屋卖着面包和日用品，后屋的印刷机可能就在深夜里悄悄印着党的传单。张宗伟呢，就是这个站点的守护者。 搞地下工作，可不像咱们在谍战剧里看的那么神。没有那么多香车美女、灯红酒绿，更多的是每天提心吊胆，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张宗伟得像个真正的商人一样，精打细算，迎来送往。他的任务之一，是负责哈尔滨和上海中央局的联络。他经常打扮成商人，提着一个藤条箱，坐上来来往往的火车。 有一次在火车上，鬼子搞突击检查，挨个儿翻行李。张宗伟的藤条箱夹层里就藏着绝密文件。眼看就要查到他了，怎么办？喊口号？掏枪火拼？那都是电视剧。张宗伟当时非常冷静，他蹲下来，假装整理箱子，迅速把文件抽出来，捏成一团，侧过身子，一口吞了下去。 然而，英雄最怕的，往往不是敌人的枪炮，而是来自内部的背叛。1937年春天，哈尔滨特委的一个叫傅景勋的家伙叛变了。这一下，整个东北的地下组织都暴露在危险之中。日军根据他提供的情报，策划了一场大清洗，就是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四一五”大逮捕。 那天，张宗伟刚送走一位同志，日本宪兵就破门而入。 当时，他的妻子阿格拉菲娜碰巧出门了，正在回家的路上。她远远地就看到家门口不对劲，停满了日本人的汽车和摩托，杂货铺被围得水泄不通。她心里“咯噔”一下，什么都明白了。 阿格拉菲娜没有跑，而是强作镇定，走进店里，对一个日本兵说：“掌柜的，我要买面包。”她一边说，一边往后屋瞅。那个日本兵不耐烦地吼了一声：“不在！” 就在这一瞬间，阿爾格拉菲娜不顾一切地掀掀开门跑了过去。她看到了，她的丈夫已经戴上了手铐，正在被日本人推搡着往外走。 阿格拉菲娜下意识地就想冲过去，她想拉住他，想跟他说句话，哪怕只是最后一句。她朝他走过去。 就在这时，张宗伟看到了人群中的妻子。他没有喊，没有挣扎，甚至没有流露出悲伤。他只是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就是这一瞪眼。 那眼神里有太多东西了。有命令：“别过来！快走！保护好自己和孩子！”有诀别：“忘了我，好好活下去！”更有如山一般沉重的爱：“我爱你，但为了你，我必须推开你。” 阿格拉菲娜瞬间就懂了。她所有的冲动，所有的悲痛，都被丈夫这最后一眼给钉在了原地。她咬着牙，含着泪，一步一步，退回了涌动的人群中，看着丈夫的身影消失在街角。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夫妻二人近在咫尺，却必须靠一个眼神完成最后的告别。 张宗伟被捕后，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年7月就被日寇杀害了，年仅55岁。 一个英雄就这样牺牲了，他的家人怎么办？在那个乱世里，一个带着几个孩子的俄罗斯女人，日子该有多难？ 这就要提到另一个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著名将领，冯仲云。 抗战胜利后，冯仲云担任松江省主席。他心里始终惦记着那些牺牲的战友。他做的第一批事，就是登报寻找烈士的家属。他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张宗伟的家人。当时，阿格拉菲娜正带着五个孩子，靠给白俄人洗衣服艰难为生。冯仲云二话不说，把他们一家全都接到了自己家里住。 一个省主席，自己家里住满了烈士的遗孤，最多的时候有30多个孩子，做饭都得用大铁桶。冯仲云自己的儿子冯松光回忆说，他那时候连固定的床都没有，有时候得跟警卫员挤一张床。冯仲云还亲自安排张宗伟的儿子进了烈士子弟学校读书。 这种情义，是今天我们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它不是冰冷的命令，不是刻板的制度，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滚烫的承诺：你为国捐躯，我为你养老育幼。 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如今已经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她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几十年来，一直在默默地关心、帮助那些抗联老战士和他们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