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个年轻的女战士，手脚被捆，眼神坚毅，却又充满绝望。她们是西路军的女红军，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失败。押解她们的，是马家军的骑兵。途中，有人低声警告，生与死只在一念之间。可她们没有退路。 1936年10月，长征结束，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新的战略部署很快形成：由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约两万人，奉命西征，进入河西走廊，开辟新的战场，牵制国民党西北军阀。 西路军出发时，意气风发。部队中不仅有久经沙场的指战员，还有数百名女战士。她们担任卫生员、宣传员、通信员，也有不少直接参加战斗。她们大多二十岁上下，刚刚走出青春年华，却毅然随部队踏上孤军之路。 西路军面对的环境，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残酷。河西走廊狭长，荒凉无比。冬季气候严寒，补给线绵延数百里。最致命的是，马步芳、马鸿逵的马家军早已严防死守。西路军孤军深入，四面受敌，几乎陷入绝境。 到1936年12月，部队已经伤亡惨重，补给匮乏，疲惫至极。但命令仍然是继续前进。队伍里，女战士们依旧随行，她们在行军途中裹紧破旧棉衣，咬牙坚持。没人知道，这将是一场无法回头的悲剧。 1937年1月，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迎来最后的血战。地点是高台，一座城池不大，却成了生死关口。西路军伤亡已重，补给早断，粮草弹药几乎见底，但命令只有一句：坚守。 马家军四面压上。骑兵在雪地里奔驰，火力在城墙下铺开。对比悬殊，红军不过几千残部，却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围攻。第一轮炮火轰下，城头瞬间火光冲天，砖石崩裂，硝烟刺鼻。 红军没有退路。枪声此起彼伏，子弹打尽，就掏出刺刀。刺刀折断，就抡起铁锹和石块。血肉之躯挡不住铁甲冲锋，城头很快堆满尸体。 战斗持续三天三夜。白天，城头一遍遍被攻破又夺回；夜晚，火光照亮残墙，血迹在雪地上凝固。西北的寒风割裂脸庞，沙尘卷走硝烟，空气里只有火药味和焦糊味。 到最后，红军几乎弹尽粮绝。断水断粮的士兵靠嚼雪充饥。伤员躺在残垣断壁里，呻吟声越来越低。能站起来的，都端起武器拼杀。战到极点，许多人选择与敌人同归于尽，从城头跃下，倒在骑兵队伍的刀锋下。 高台最终失守。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城池被鲜血染红，尸体堆积如山。幸存的，只是零星几人，其中不少是女战士。她们没有迎来胜利，而是成为俘虏，被铁索捆缚，被驱赶着踏上更黑暗的旅途。 这场战斗，写下西路军最惨烈的一幕。高台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一座血碑。红军的顽抗，让敌人胆寒，但代价，是整个部队的生命燃烧殆尽。 1937年春天，西北戈壁冷风刺骨。女战士们被捆绑押往青海。队伍在荒原中艰难行进，口渴得喉咙冒烟，却只能喝一口浑水。 有个细节，被后世铭记。一次途中休息，一名押送士兵心生不忍，低声提醒其中一名年轻的女战士：要不想被活埋，就趁乱逃走。这不是怜悯，而是对残酷现实的冷静点破。可大多数人没有走。她们知道，逃出去的几率几乎为零。 这些女战士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岁。她们本可以在平凡生活中成长、成家，可历史把她们推到了最残酷的战场。被俘之后，她们的遭遇，没有完整的记录，只有支离破碎的证词和血迹模糊的回忆。 这些传闻，成为西路军记忆中最黑暗的一页。 西路军覆灭之后，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转向陕北。那批被俘的女红军，多数没有活着走出荒漠。极少数幸存者，战后才讲述过那段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西路军建立烈士陵园，在甘肃、青海多地竖立纪念碑。人们才逐渐认识到，这支孤军付出的惨烈代价。女战士们的名字，多数已无从查考。她们没有留下墓碑，只有无名的荒沙，见证她们的青春与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