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是不是在加速印度化？ 这个问题表面看像是讨论人口结构变化，实则直指移民政策转向的核心——答案很明确：加拿大不仅没有加速“印度化”，反而正通过一系列高强度政策工具扭转此前印度移民占比过高的趋势，力度之大近年罕见。 2023年加拿大发放的学习许可中，印度学生占比接近40%，总数超过27万。但到2024年，这一数字骤降近9万，跌幅超30%。进入2025年第一季度，对印度学生的批签量继续下滑31%，仅略超3万份。 这种断崖式下跌绝非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而是加拿大联邦政府政策主动干预的体现。 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公开呼吁高等教育机构减少对印度生源的依赖，强调“加拿大不能总是依赖一两个生源国”，要求院校转向更广泛的国家招生。这种官方表态将此前隐性的“去印化”导向摆上了明面。 政策收紧的技术性操作同样指向明确。学签申请的资金门槛被提升至2.06万加元，几乎较以往翻倍，对依赖工薪家庭支持的印度中产学生构成实质性拦截。 更关键的是移民部修改规则，授权边境官员直接取消已发放的电子旅行授权、学签及工签。 这一权力扩大后，因“逾期居留风险”或“文件异常”被取消签证的案例激增，甚至有学业表现完美的留学生突遭许可撤销。法律上诉成本高达1500加元且成功率渺茫，实际形成强力过滤机制。 印度群体成为政策焦点，背后存在结构性矛盾。部分印度留学生被质疑将留学作为移民跳板而非学术追求，衍生出“留学家庭化”现象——携带配偶子女入境后，配偶申领工签、子女免费入读公立学校，客观上形成对福利制度的策略性使用。 叠加假文凭、灰色中介产业链的负面曝光，社会舆论压力倒逼政策回调。而此前加拿大境内逾50万逾期滞留者行踪不明的数据曝光，进一步催化了审查机制的刚性化。 面对政策收缩，加拿大印度裔社群的反应颇具戏剧性。今年初部分地区出现示威活动，参与者以“哥伦布误称原住民为印第安人”为由，宣称北美土地应归属印度裔，甚至喊出“加拿大人滚回欧洲”的口号。 这种身份政治诉求虽属边缘声音，却折射出人口比例变化带来的张力——印度裔在加人口占比已达30%-45%，文化存在感持续增强，政策回调必然触及群体利益。 但加拿大的调整并非走向封闭，而是移民逻辑的再平衡。政府一面压缩学签总量，一面保持对技术移民的开放，尤其在工程、护理、IT等劳动力短缺领域。 这种转向反映其试图摆脱对单一国家移民路径的依赖，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需求更精准挂钩。 本质上，这是对临时居民体系的纠偏，目标是到2028年将临时居民占比控制在总人口的5%以内。 与其说加拿大在“去印度化”，不如说它在重构多元移民生态。政策收紧短期引发阵痛，但从国家治理角度，过度依赖单一来源国的移民模式不可持续。 移民政策的动态调整，恰恰是加拿大试图平衡人口结构、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理性探索。 这种调整无关文化对抗，而是国家治理工具箱的必要更新。毕竟，当移民列车偏离轨道时，拉下调速杆比任其脱轨更负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