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康夫因强奸罪入狱10年，出狱后申诉55年，十余名涉案女子证明当年未被强奸，媒体也为他鸣不平，为何法院仍坚持维持原判？ 1966年5月，社教工作组突然带走汪康夫时，案卷里只有三份手写材料：两位教师与学生的“谈话记录”，以及一份强调他“出身反革命家庭”的调查报告。 没有被害人陈述，没有物证，甚至起诉书连犯罪时间地点都未写明。教师曹静安后来向法院承认，学生证词是“追问出来的”，自己“不能完全肯定说有也不能说无”。 而当年所谓被强奸的女学生尹福贞，数年后在回信中错愕质问：“若因我害老师坐牢，实在冤枉！重审我必作证。” 这种荒诞延续到司法程序。自1978年汪康夫开始申诉起，法院的驳回理由始终在循环往复：先是断言被害人翻供乃“串通所致”。待2016年媒体曝光，当年涉事女生洪仔妹面对镜头坦言“他们捏着我手按手印”时，2021年江西检察院仍以“基本事实清楚”驳回。 表面看是程序问题。莲花县1999年从吉安划归萍乡，导致案件像皮球般在两地法院间踢了二十年：萍乡中院称“非终审法院无管辖权”，吉安中院让找省高院，而省高院始终沉默。 但更深层的是历史案件翻案的政治成本。代理律师王飞点破关键：“案发于特殊时期，平反等于承认当时司法系统崩溃。” 1966年的定罪依据本质是阶级斗争逻辑——社教工作组将汪康夫父亲曾任国民党军官作为犯罪动机，用阶级成分代替证据链。推翻此案，无异于揭开特殊时期司法的集体创伤。 更反讽的是，司法系统对“新证据”的认定标准在汪案中显露出机械性。最高检驳回申诉时强调，被害人改变陈述“不足以认定为新证据”。 但若十余名关键证人集体倒戈都不算新证据，什么才算？这暴露了历史冤案复查的悖论：法院要求新证据足够颠覆旧判决，却忽视旧判决本身的证据本就脆弱如沙塔。 当江西高院近年每两年平反一起冤案，汪康夫案却因触碰特殊时期红线，成了司法纠错机制始终绕开的“房间里的骸骨”。 汪康夫半辈子的申诉，本质上是一场与司法系统权威感的孤独较量。他曾在信中自嘲：“受害人不知受害，加害人怎认罪？” 这话刺痛人心之处在于：当司法系统用“维持原判”来捍卫判决权威时，却让个体承担了全部代价。 他因强奸犯身份被开除公职，务农维生，子女在歧视中长大；代课获奖却因“前科”被拒转正。法律意义上的污名像慢性毒药，侵蚀了他作为教师最珍视的清誉。 媒体关注曾带来短暂曙光。2021年最高检受理申诉时，网友帮汪康夫制作视频、撰写请愿书，女儿为他开通微博更新进展。但舆论热度褪去后，司法系统仍回归封闭逻辑。 最终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仍是悲怆诘问：“法院从无证据证明我有罪，而我用一生证明无罪。” 这何尝不是对司法责任倒置的控诉——当法院将自证清白的重担压给被告，正义的天平早已倾斜。 2022年秋，汪康夫的葬礼上没有悼词提及“清白”二字。但此案留下的叩问未消失：当一桩冤案的所有直接关系人都承认错误，司法系统却因维护历史权威而拒绝纠错，这种“权威”究竟在保护什么？ 或许正如一位法律学者所言：历史冤案的平反从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司法系统能否与过去割席的勇气问题。汪康夫等待半世纪的那纸无罪判决，终究成了测量这种勇度的标尺——遗憾的是，标尺已随他埋入黄土。 素材来源：2021-07-26 12:15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