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甘岭战役中，17岁女兵蒋振娟目睹志愿军被美军炮击的惨状后，心理彻底崩溃，从此被送进精神病院，再也没出来。 抗美援朝的炮火早已熄灭，但留在很多士兵身上的伤，却一直没有痊愈，在前线活下来的志愿军中，有人听到雷声就会猛地趴下，有人半夜从床上惊醒，还在找那支已经锈掉的步枪。 他们当中，有的名字出现在军功簿上，有的没有留下任何记录，但相同的是，那场战争永远留在了他们的脑子里。 湖州第三人民医院，就是他们后来唯一的落脚点，它的前身是1951年成立的浙江省第一康复医院精神病防治所，当时刚建成，就接收了第一批从朝鲜战场转来的精神病患者。 建院之初，这里就有一百八十多名这样的病人，战后，各地部队陆续把符合条件的患者送来，最终总数达到四百一十七人，其中一百四十六人一直留在院里，直到生命走到尽头。 在这些人里，既有战场上的普通士兵，也有赫赫有名的功臣，特等战斗英雄赵桐风，在战后很多年里，一直沉浸在自己想象的炮火世界里，嘴里念叨着“威力无比”的大炮设计图。 马玉堂则在一次高地阻击战中，因为恐惧选择躲避，被战友拖出来后精神状态彻底垮掉，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每个人的发病原因不同，但症状却惊人相似。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一种严重的战时应激反应，如果不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心理疏导，症状就会在身体和精神上同时爆发，记忆开始衰退，情绪陷入抑郁，人变得越来越孤立，甚至出现攻击行为。 这并非中国军队独有的现象，二战、越战中，美军都有很高比例的精神病退役案例，只是，这些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人，回国后迎接他们的不是荣誉，而是几十年的封闭病房。
在这群人里，蒋振娟的名字格外让人心酸，1951年，她瞒报年龄参军，成了志愿军野战医院里最年轻的护士，她上前线的时间不长，却赶上了上甘岭战役。 那是连老兵都不愿回忆的地方，山头在密集炮火中被削低了两米，坑道里到处是呻吟和血腥味，蒋振娟要做的，不只是包扎，还要清理那些被震碎内脏、耳朵流血的伤员。 最让她崩溃的，是战友一个接一个倒在身边，一次，她在搬运伤员时，抬着的那个人还在微弱地呼吸，转眼间就没了声息。 这些画面在她脑子里一遍又一遍重演，直到某天，她开始胡言乱语、大小便失禁，反复掀起被角再放下折平，整整几天几夜没合眼，也不肯和任何人说话。 三年后，她被转到湖州三院，那一年，她只有十九岁，从此，她的世界只剩下病房和有限的几个照顾她的护士，医生护士们都叫她“小蒋”，问她多少岁，她总是回答“十七”。 记忆像被凝固在上甘岭的某个瞬间，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她都无法走出来。 这种病情的形成，离不开战场上长时间的高压刺激，心理创伤累积到一定程度，精神的防线就会彻底崩塌。 而当时的医疗体系几乎没有战地心理干预的概念，很多人是在回国后才被送去治疗，但那时病情已很难逆转，蒋振娟的故事，只是无数类似经历中的一个。 到了2010年，湖州三院的病房里，只剩下两位志愿军精神病人，75岁的蒋振娟和87岁的胡久昌。 那时，他们都已进入生理功能全面衰退期，但精神世界依旧停在几十年前的战场，蒋振娟始终说自己十七岁，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胡久昌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的情绪极不稳定，可能在安静坐着时突然挥手打人，下一刻又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虽然病情表现不一样，但他们的反应中有一个惊人的共通点，对战争场景的条件反射，每当电视里响起军歌或枪炮声，他们的身体会像被拉回战场，蒋振娟会缓缓站起身，胡久昌则可能敬一个标准的军礼，眼里闪过短暂的光亮。 旁观的人或许觉得这是一种“残存的军魂”，但在医学上，这是长期应激下形成的固化反应，就像一种无法被抹去的印记。 长期照料他们的护士知道，这些反应既是心灵深处的回声，也是护理中的风险点，突如其来的刺激可能引发攻击性动作，也可能让他们彻夜不眠。 为了尽量减少触发，医护会刻意避开新闻里的战场画面，把病房布置得安静温暖，但不可能完全隔绝外界的声音，对他们来说，哪怕是一声鞭炮响，也可能是一段噩梦的开始。 蒋振娟的记忆停在了十七岁，这是她精神世界的“安全地带”，也是无法挣脱的枷锁，胡久昌则像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走不动的人，情绪时好时坏，但从未真正回到现实。 赵桐风的故事，是另一种结局，他是特等战斗英雄，战后住进张家口沙岭子疗养院，几十年如一日地沉浸在自己的“战场”里。 有人说，他是在设计一门“威力无比”的大炮，有人见过他对着天空大喊口令，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种被战火塑形的精神状态，直到2003年，他在病床上安静离世，仍未走出那片虚拟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