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投诚，对军管会代表低语：我1924年就入党了 “顾处长，现在我身份可说明白了吧？”1949年5月27日夜，拥挤的上海海关大楼临时接待室里，汪维恒压低声音，一字一句。顾准愣住，片刻后才回过神：“你……二十五年前就加入共产党？”短短一句对话，旁人听不出深意，却牵动出潜伏者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事情得从五个月前说起。1949年初，解放军横渡长江已成定局，上海滩风声鹤唳。汪维恒此时挂着“淞沪补给区副司令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名头，仍穿着笔挺的黄呢军装，每天扯着嘶哑嗓子催缴税款，表面上与撤退派保持同一口径。可夜深人静时，他拿掉肩章，坐在昏暗台灯下，把手里那些进出账簿一页页誊抄，准备转交军管会——上海能否少流一分资源出海，全系于此。 往前倒推二十余年，1924年的杭州西泠桥畔，彼时还叫“汪维恒同志”的他悄悄在一块竹简上刻下入党誓词。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受命打入国民党，并被派往北京军需军官学校深造。组织给他的指示只有八个字：隐忍待机，融入高层。此后一连串军职调动——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军需科长、胡宗南部后勤骨干——看似升迁，实则把他推到风口浪尖。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白色恐怖蔓延，地下交通线被切断，他与党组织整整失联十二年。那段日子里，他像刀锋上行走：左手是军事机密，右手是满腔信念，两个都丢不起。 1938年春，南京地下党负责人陈修良偶然在名册里翻出“汪维恒”这个久违名字，忙派人核实。接头那天，汪维恒还以为终于等到上级。他只回了简单一句：“我一直在等通知。”从此，国民党后方补给、兵力番号、弹药储量源源进入延安机要室。顾祝同常抱怨：“延安怎么比我们更清楚库存？”答案就在汪维恒的墨水里。 战争年代，他不止是情报员，还操盘过一件颇为“另类”的工程：在洛阳主持军需短训班，名义培养后勤干才，实则筛选可靠学生。结业一千多人，大半被他安排在关键仓储与运输节点，暗中成为可靠联络人。有人打趣：“汪科长挑的是金刚钻。”他淡淡一句：“后勤里，清廉就是钻。” 抗战胜利后，汪维恒任南京联勤总部副司令。国民党高层纸醉金迷，军需成为肥缺。他查扣虚报军饷的师长，得罪蒋纬国，被蒋介石点名问责。危急时刻，何应钦一句“先看账目”救了他。他把账簿拍在桌上，蒋介石沉默良久，才意识到被人蒙蔽。此役后，汪维恒官阶停在少将，天花板再也没动。外人摇头，他却暗自庆幸——位置再高，行事反而不便。 1948年底，陈诚电令：赴台筹建第十补给区并兼台省供应局局长。汪维恒明白，此去可能再无归期，但台湾的情报对新政权同样重要。他随即调走家眷，悄悄挑了栋可以“方便会客”的日式平房，理由是“僻静”。孩子们不懂，母亲只叮嘱：“家事少问。” 半年后，上海解放在即，党中央密信抵台：“即撤，返沪。”汪维恒暗暗高兴，却缺少堂皇理由离岛。恰逢台省供应局裁撤，他以探望老母为由申请离台。陈诚电话里直言：“现在回去凶多吉少。”他仍坚持，并要求家属随后分批转移。临行那晚，妻子只说一句：“平安最紧要。”他应声“嗯”，转身上船。 5月25日，上海郊外吴淞口大雾弥漫。汪维恒在码头被迎接人员引向幽暗仓库，第一句话便是：“我早该回来。”顾准没想到眼前这位国民党少将居然熟稔党内术语，一时摸不清真假。汪维恒俯身，将手中旧皮夹递上，里面夹着泛黄党证和1924年杭州支部的收据。顾准将皮夹交潘汉年确认，答复只一句：“此人无误，可以信任。” 随后，两人连夜盘点市府档案，冻结最后一笔欲外逃的外汇兑票，并劝阻旧同僚陈良停止加固防御工事。电报机叮咚作响，华东局对汪维恒“主动投诚、保存城市资产”做出肯定。凌晨四点，枪声远去，军管会接管工作顺利完成。汪维恒尚未脱下旧军装，就被任命为上海税务系统负责人。 同年夏天，汪家人乘渔船自基隆秘密起航。船到外海，最后追来的黑色轿车熄火，陈诚夫人挥手大喊“危险”，却只能看着船只渐行渐远。汪仲远缩在船舱角落，被母亲按住肩膀，只觉得海浪沉闷，却记住那天父亲留下的话：“不怕，换旗子而已。” 建国后，汪维恒掌管税务、地政、房产，依旧保持旧习：账目一行不少，礼物一样不收。组织先后分配洋房和180平米公寓，他都回绝，最终选了88平米，自己写条“以资自警”贴在门后。女儿患心脏病，亲友劝他换套阳光房，他摆手：“还有太多人没房，这事不急。” 1960年代，一位文化名人想再分一套花园洋房。文件呈到房地局，汪维恒批红：“不符标准，退回。”批条下方，一行小字：“应多顾及普通市民感受。”承办科员拿着批条，灰头土脸离去。 1971年1月30日，清晨五点，汪维恒在书房桌旁安静离世。桌上摆着那张1924年的党证和未写完的税改草案。家属清点遗物，除了一支旧钢笔、几本日记，再无贵重物件。有人感慨：“他当了四十多年管钱的官，家里却没几件像样家具。”老同学点燃一支香烟，淡淡回道：“他一生只图心安，别的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