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李保田儿子李彧被人忽悠签了300万的合同，对方说:“只要让你爹来客串 20 集，你就是导演！” 李彧立刻把全部身家都压上，但李保田却拒绝:“我不演，剧本不行！”
李保田的拒绝像一盆冷水，浇得李彧从头凉到脚。
他攥着合同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赔偿，而是想不通——父亲一辈子疼他，怎么偏偏在这件事上铁了心？
他不知道，李保田的办公桌上，正摆着一沓被红笔改得密密麻麻的剧本，那是他刚推掉的一个戏，对方开价是他半年的片酬。
“剧本是演员的根，根烂了，戏能好到哪去？” 这是李保田常挂在嘴边的话，只是以前，李彧没当回事。
投资方显然摸透了李彧的心思，第二天就带着更优厚的条件找上门：“你爹要是来，这戏的监制也给你做。”
李彧咬咬牙，回家跪在了李保田面前，把从小到大没说过的软话全说了一遍，末了带着哭腔：“爸，我知道剧本不好，可这是我唯一能证明自己的机会啊！”
李保田看着儿子通红的眼睛，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
他想起自己刚入行时，为了一个龙套角色，在剧团后台等了三天三夜，就因为老演员说 “这孩子眼里有戏”。那时的他，把 “戏比天大” 四个字刻在了骨子里。
最终，李保田还是妥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戏我演，但所有台词我要自己改，你要是敢糊弄，我当场就走。” 李彧喜出望外，没多想就答应了。
他不知道，这个决定让父亲在剧组里成了 “异类”。
拍摄时，李保田总是拿着小本子琢磨台词，一场简单的对话，他能想出三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有次拍到深夜，李彧催着赶进度，李保田却突然站起来：“这句词不对，人物情绪到不了这儿，得改。” 李彧急了：“爸，差不多就行了，观众看不出来的！” 李保田把本子摔在桌上：“观众看不出来，我自己看得出来！”
更让李彧难堪的是，张丰毅的加入。
张丰毅是冲着李保田来的，进组第一天就拉着李保田说：“有你在，这戏错不了。”
可拿到剧本当晚，他就打电话质问：“保田，你怎么回事？这剧本简直没法看！” 李保田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只说：“是我对不住你。” 张丰毅最终没走，但每次和李保田对戏，眼神里都带着惋惜。
李彧在一旁看着，心里第一次泛起一丝愧疚——他好像真的把父亲拖进了泥潭。
剧组的人很快发现，这对父子不对劲。
李保田从不跟李彧一起吃饭，休息时要么看书，要么一个人待着。有次李彧递过去一瓶水，李保田看都没看就摆摆手。
李彧委屈，却不敢问。直到杀青那天，李保田收拾东西时，突然说了句：“这戏播了，我就退休。”
李彧愣在原地，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突然明白：父亲不是生他的气，是生自己的气 —— 气自己没能守住底线。
戏播出后，果然反响平平，甚至有人在报纸上写：“李保田晚节不保，竟演如此烂片。” 李保田把那份报纸剪下来，贴在日记本里，旁边写着：“警钟长鸣。”
那年春节，李彧提着年货回家，门是锁着的，邻居说：“你爸年初一就去乡下体验生活了，说要拍个农民的戏。” 李彧站在门口，手里的礼盒越来越沉。
这之后的四年，成了父子俩最漫长的冷战。李彧结婚时，给父亲发了条短信，没收到回复。
婚礼当天，他望着门口空荡荡的位置，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看戏，散场后把他架在脖子上，边走边讲戏里的故事。那天的月光很亮，父亲的声音很暖。
转机出现在2007年的一个片场。李彧在一部戏里演个小配角，正好碰到李保田来探班老朋友。
两人在走廊里撞见，李彧下意识地想躲，李保田却先开了口：“听说你最近演的那个反派不错，我看了片段，眼神比以前准了。”
李彧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哽咽着说：“爸，我错了，那时候我太想赢了。” 李保田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赢没错，但得靠真本事。你看这走廊里的海报，哪个不是一部部戏磨出来的？”
从那以后，李彧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提当导演的事，从龙套开始，踏踏实实地演。有次演一个乞丐，他在桥洞下住了三天，就为了找那种落魄的感觉。
李保田听说后，没打电话，却让朋友捎去一件厚外套。后来在一个颁奖礼后台，有人看到李保田拿着李彧的获奖照片，跟老演员说：“这小子，总算明白演戏是怎么回事了。”
如今，李保田已经很少接戏，但每次有年轻演员来请教，他总会说起《生死两周半》：“那是我这辈子最对不起观众的戏，但也是最对得起我儿子的戏。”
而李彧在采访里提到父亲，总会红着眼圈：“他用四年不说话的方式，教会了我比演技更重要的东西——敬畏。”
在这个拍戏越来越快的时代，李保田的 “轴” 显得格外珍贵。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演员可以老去，但对艺术的敬畏不能丢。
就像他改的最后一句台词：“戏可能会被忘记，但做事的良心，观众永远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