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张大千收了个16岁的女徒弟。结果女徒弟画技还没进步，肚子先大了，她找到张大千，对他说：“我怀了你的孩子，怎么办？”彼时张大千已经有3个妻子，但看着小徒弟徐雯波的模样，他还说出了那句话：“那我就娶你。” 1945 年成都的秋阳，斜斜照进张大千的画室。16 岁的徐雯波捏着画笔的手微微发颤，笔尖在宣纸上晕开一小团墨。 她本该临摹《韩熙载夜宴图》的仕女，却把裙摆画成了师父常穿的长衫样式。 张大千站在身后，花白的胡子蹭过她的发顶：“心思不在画上，看哪儿呢？” 少女的脸 “腾” 地红了，像宣纸上洇开的胭脂。 那时的张大千刚从敦煌临摹归来，洞窟里的壁画颜料还沾在指甲缝里。 他教徒弟有个习惯，画到兴起会拽过对方的手示范，徐雯波的手腕被他握着时，总能闻到他袖管里的松烟墨香。 她是张大千女儿心瑞的同学，借着学画的由头天天往张家跑，看师父挥毫时，眼神比砚台里的墨还浓。 变故发生在 1946 年的春天。徐雯波在浣花溪边的桃树下堵住张大千，手里攥着块染了血迹的帕子，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花瓣：“师父，我……” 话没说完就哭了。张大千看着她凸起的衣角，烟斗从手里滑落在青石板上，火星溅起来，烫了他的布鞋。 那年他 47 岁，家里的三房太太各占一个院子：大太太曾正蓉在佛堂诵经，二太太黄凝素管着账房，三太太杨婉君正哼着京韵大鼓调。 画室里的自鸣钟敲了三下，张大千的手指在《长江万里图》的草稿上戳了戳。 徐雯波蹲在地上哭，泪水打湿了他的千层底布鞋。 “起来。” 他忽然开口，声音哑得像砂纸磨过，“下个月，让你爹妈来提亲。” 少女猛地抬头，看见师父转身时，长衫下摆扫过画案，打翻的朱砂砚台在宣纸上泼出一片红，像朵骤然绽放的花。 1947 年成都的婚礼上，18 岁的徐雯波穿着凤冠霞帔，比师父画里的仕女还羞怯。 宾客里有人窃窃私语，说她 “用肚子逼宫”，她听见了，往张大千身后缩了缩。 他却攥紧她的手，给来宾敬酒时说：“我张大千的徒弟，也是我张大千的妻。” 那天的喜宴摆了三十桌，二太太黄凝素没来，让丫鬟送了对玉镯，上面刻着 “平安” 二字。 1950 年的印度大吉岭，徐雯波抱着襁褓里的孩子，看张大千在旅馆的墙上画《喜马拉雅山图》。 颜料是她用胭脂和锅底灰调的，画到雪山时，她递上块冰糖：“师父，润润喉。” 这是他们流亡海外的第一年，从阿根廷到巴西，她的行李箱里永远装着三样东西： 师父的狼毫笔、专治胃病的药丸，还有那块 1946 年的染血帕子，被层层棉纸包着。 巴西八德园的晨雾里，徐雯波学会了辨认二十多种颜料的气味。 张大千画《桃源图》时，她站在竹架上给他当模特，裙摆扫过未干的画布，留下淡淡的痕。 他嗔怪 “你比画还调皮”，手里的笔却跟着她的身影转。 有次他痛风发作，半夜疼得直哼，她跪在床边给他按脚，按到天亮，指关节都僵了。 美国旧金山的画展后台，50 岁的徐雯波正给 70 岁的张大千整理领带。 他的眼睛快看不见了，画仕女图时总说 “雯波，你歪头笑一个”，她就站在画案前，从晨光熹微笑到暮色四合。 有记者问她 “后悔吗”，她指着墙上的《庐山图》：“你看那瀑布，源头再小，也能流成江河。” 1978 年台北摩耶精舍，张大千瘫痪在床，徐雯波用棉签蘸着温水给他擦手。 他的手指还在无意识地比划，像握着画笔。她把耳朵凑过去，听见他含糊地说 “浣花溪的桃花…… 该开了”。 那年她 46 岁，鬓角已有了白发，每天给师父读他自己写的诗，读到 “愿与梅花共一村” 时，总会停顿 —— 那是他娶她时，刻在婚戒内侧的句子。 1983 年张大千的葬礼上，徐雯波捧着他的遗像，照片里的他正挥毫大笑。 她没哭，只是把那枚婚戒戴在了无名指上，戒指内侧的字迹已被岁月磨平。 后来有人看见她在画室里，对着空荡荡的画案，一笔一划地临摹《韩熙载夜宴图》，画里的仕女眉眼间，有她年轻时的影子。 晚年的徐雯波常坐在八德园的藤椅上，阳光透过榕树洒在她身上，像师父当年教她画时的样子。 她把张大千的画整理成册，在《仕女图》的批注里写：“1952 年作，模特徐雯波，时年 23 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