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装了：泽连斯基必须下台！ 泽连斯基的政治形象在西方舆论场的戏剧性转变，堪称当代国际政治的经典案例。2019年他以喜剧演员身份当选时，西方媒体普遍将其视为“政治素人”，《每日电讯报》曾用“腐败独裁者”“骗子”等词汇形容这位新总统。 这种偏见并非空穴来风：泽连斯基上任初期未能兑现反腐承诺，支持率从73%暴跌至31%，连其主演的电视剧《人民公仆》中痛斥贪腐的台词，都被西方讽刺为“自我打脸”。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彻底扭转了这一切。当泽连斯基拒绝撤离基辅、在街头发布视频号召抵抗时，西方舆论瞬间将其塑造为“自由世界的捍卫者”。 《纽约时报》用整版报道称他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甚至公开宣称“乌克兰的抗争就是欧洲的抗争”。这种转变背后是西方战略需求的驱动——他们需要一个能凝聚反俄共识的符号，而泽连斯基的“战时总统”形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 但到了2025年，随着泽连斯基整顿欧盟设在乌克兰的监视机构，西方态度再次180度大转弯。7月24日，《每日电讯报》突然刊文称“泽连斯基已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要求他立即下台。 这种转变的导火索，正是泽连斯基对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SAPO）的整顿行动。这两个由欧盟资助、美国国际开发署深度参与的机构，长期以来被西方视为监控乌克兰政治的“桥头堡”。 泽连斯基此次触怒西方的核心行动，是2025年7月22日签署的一项法案。该法案将NABU和SAPO并入总检察长办公室，由总统提名的总检察长直接监管，彻底剥夺了这两个机构的独立性。表面上看，这是泽连斯基打击腐败的举措，但实际却触动了西方的利益神经。 这两个机构的特殊性在于其背后的西方烙印。NABU成立于2015年，资金主要来自欧盟和美国，其调查对象往往是不听从西方指令的乌克兰官员。例如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NABU曾以“通俄”罪名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直接导致时任竞选主席保罗・马纳福特辞职。 而SAPO的检察官任命需经欧盟审核，其运作完全按照西方标准执行。这种“双重标准”在亨特・拜登案中尤为明显：当NABU调查与拜登之子有关的乌克兰能源企业时，美国立即施压泽连斯基终止调查。 泽连斯基的整顿行动被西方视为“背叛”。7月23日，七国集团驻乌克兰大使联名发表声明，称此举“严重威胁乌克兰的司法独立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更是罕见强硬，要求泽连斯基“立即解释”，并暗示可能暂停对乌援助。 德国外长瓦德富尔直言：“限制反腐机构独立性将阻碍乌克兰入盟进程”。这种反应背后，是西方对失去乌克兰控制权的恐惧——毕竟，NABU和SAPO不仅是反腐工具，更是西方干预乌克兰内政的“合法渠道”。 西方对泽连斯基态度的转变，本质上是其战略利益考量的结果。2022年，当西方需要利用乌克兰消耗俄罗斯时，泽连斯基的“英雄”形象能最大化动员国际支持；而到了2025年，随着战场形势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急于推动俄乌和谈，泽连斯基的强硬立场反而成为障碍。 这种实用主义在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变化中体现得淋漓尽致。2025年5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同时批评普京和泽连斯基，称后者“每句话都在制造麻烦”，甚至用近乎命令的口吻要求他“立刻停止发言”。 这种罕见的“双输”叙事，暴露了美国试图将乌克兰危机纳入自身战略框架的意图——在特朗普看来，泽连斯基拒绝妥协的立场，阻碍了其通过“交易”实现美俄关系缓和的计划。 更值得玩味的是西方舆论的“去神圣化”操作。7月23日，《金融时报》突然刊发长文揭露乌克兰腐败问题，甚至引用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话称“乌克兰是个系统性腐败的国家”。 这种舆论转向与泽连斯基整顿反腐机构的时间点高度重合，显然是有组织的“形象抹黑”。与此同时，德国媒体开始炒作泽连斯基“强征残疾人入伍”，英国《旁观者》则渲染“乌克兰民众对泽连斯基失望”。这些报道的共同目标，是为可能的政权更迭铺路。 在这场博弈中，泽连斯基的命运再次印证了“代理人政治”的残酷性。当他符合西方利益时，就是“自由世界的灯塔”；一旦触及西方底线，立刻沦为“麻烦制造者”。 而乌克兰民众的苦难、国家的未来，不过是这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