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北京什刹海附近的一间老茶馆，竹帘滤过光斑，青瓷盖碗里碧螺春的香气袅袅升起。 张严平的父母坐在对面，眼神里满是审视。父亲皱着眉，手指敲着桌子，低声问：“你一个65岁的老头，凭什么娶我29岁的女儿？”母亲则攥紧手帕，嘴唇紧抿，气氛冷得像冬天的什刹海湖面。 杨南生却不慌不忙，推了推眼镜中梁，缓缓开口：“我这一生，没为自己活过，只为国家。现在，我想为自己活一次，也为她。” 张严平坐在一旁，低头看着茶杯里的茶叶打转，心如乱麻。她知道父母的顾虑——1980年代，北京妇联调研显示，相差5岁以上的婚姻仅占7%，更别提36岁的差距。 那时的社会，年龄差大的婚姻常被贴上“别有用心”的标签。可她也忘不了第一次采访杨南生时，他抚摸着火箭模型，手指微微颤抖，眼神却像少年般发亮的模样。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不是在采访一个老人，而是在触摸一段未完的史诗。 就在茶馆会面僵持不下时，杨南生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枚金质奖章，轻轻放在桌上。 那是1965年，他主持研制中国首台复合固体推进剂发动机成功后，国家颁发的荣誉。 奖章虽小，却沉甸甸地压住了张父张母的质疑。他低声讲述，1950年，他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月薪300英镑，远超国内教授年薪，却毅然放弃一切回国，只因钱学森的一句话：“祖国需要一把钥匙，我愿做钥匙上的齿。” 他还回忆起酒泉基地的戈壁滩，夜间试车时，发动机点火像“一千个太阳在沙漠炸开”，刺得人睁不开眼。 那时的他，穿着磨破领口的中山装，袖口沾满蓝色墨水渍，却从不喊苦。讲到这里，张父的眼神变了，喃喃道：“原来你替国家吃了这么多苦。” 母亲也不再攥着手帕，而是默默端起茶杯，掩饰眼角的湿润。那一刻，张严平知道，父母的心结开始松动。 婚礼前的几个月，张严平常去杨南生的四合院工作室帮忙整理资料。北房书架顶到天花板，橡木桌上裂痕里嵌着计算尺，空气中混着樟脑味和旧报纸的霉尘气。 墙上挂着一张1970年“东方红一号”任务的集体照，旁边是周恩来签发的表彰证书，静静躺在玻璃柜中。 每当杨南生谈到技术难题，语速会不自觉加快，右手在空中划着流体力学曲线，像是回到了戈壁滩上的青春岁月。 有一次，张严平无意翻到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是他1950年代的随笔：“不求闻达，但求效国。”她鼻子一酸，抬头却见杨南生站在门口，眼神温柔得像春天的梨花。 她突然明白，这个男人虽然年近古稀，却有一颗比谁都炽热的心。父母的反对、社会的偏见，在这一刻都显得微不足道。她在日记里写道：“我接住的不是婚姻，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相守。” 1986年春，北京的梨花开得正盛。婚礼在四合院里举行，简单却温馨。杨南生穿着略显陈旧的中山装，皮鞋却擦得一尘不染。 他用俄语唱起《喀秋莎》，嗓音虽不完美，却让在场的航天院老同事们红了眼眶。张严平穿着一袭白裙，站在梨花树下，风铃叮当作响，仿佛在诉说这段感情的来之不易。 婚礼上，杨南生握着她的手，低声说：“我这一生，欠了太多人，但从今天起，我只想好好对你。” 张严平的父母坐在台下，父亲不再皱眉，母亲甚至偷偷抹泪。他们终于明白，这个男人用一生的奉献，换来了他们的认可，也换来了女儿的幸福。 多年后，张严平出版了回忆录《君生我未生》，书名取自唐代铜官窑瓷器上的题诗，隐喻这段时空错位的爱情。杨南生晚年病榻上，曾为她手书一句：“不求闻达，但求效国。”这不仅是他一生的信念，也是他留给她的最后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