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劝李隆基不要重用李林甫，李隆基不听，劝李隆基杀安禄山，也不听。 李隆基逃到四川之后，才后悔，于是派人去韶关祭奠张九龄。张九龄之后大唐再无贤相！开元盛世最后的 贤相，他的离场也意味着开元盛世的落幕。 说起盛唐的宰相张九龄，其实在普通人心中并不像李白杜甫那样家喻户晓，但在历史学者眼里，他绝对是一座标杆。想象一下，岭南那会儿还是边地，他张九龄家里也不是什么老牌权贵，小时候没什么特权，就爱读书，还爱琢磨古人的事迹。年纪轻轻十三岁，居然敢给广州刺史写信，谈论治政，这在那时候可不常见。家里人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也认定，这辈子非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成年之后进京赶考，仕途的开头并不算顺利。刚做左拾遗那会儿，说白了就是负责进谏、给皇帝和权贵挑毛病，谁愿意听呢？尤其在姚崇权势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张九龄还敢上书指出姚家亲戚、门客的贪腐，真有点不怕死的劲头。姚崇表面上装作大度，其实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就这样，张九龄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冷板凳，回韶州“养病”去了。讲真，那个年代但凡有点骨气的读书人，仕途都不见得顺风顺水。 可别以为他回了老家就真消沉了。恰恰相反，张九龄在韶州没闲着，考察起地方实际，发现大庾岭这条咽喉旧道破败不堪，南来北往多有不便。要搁一般人身上，可能写个报告交上去就算了，张九龄倒好，亲自带队劈山开路。岭南那地方气候湿热，修路又苦又累，百姓原本还担心吃苦，结果看见这位做过朝廷大官的“九龄公”真刀真枪干在前头，大家反而跟着齐心协力把路修通了。这条新路后世被称为“梅关古道”，成了南北交通和移民史上的一条大动脉。珠玑巷、广南的商贸，甚至岭南姓氏的分布，都多少跟这段历史有点关系。 正因这番实打实的成绩，张九龄后来又被朝廷召回，仕途也开始顺风顺水了。和张说、宋璟这样的老牌文臣关系好，又确实有本事，年过半百终于官至中书令。说起来，这位宰相一上任，风格很是鲜明。你说他有多爱惜羽毛吧，其实是有的，但他又绝不是那种只会清谈空想的人。主张轻徭薄赋、发展农桑，百姓过日子最实在。那阵子社会真是太平，粮仓都快放不下粮食。偶尔唐玄宗兴致一来，赏赐一座大宅子，张九龄反倒觉得自己住着不安稳，写了封奏状要退回去，说家里十几口人住不了那么大，钱该省着点用，这才是为国为民。这种细节，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心性。 在朝做官，张九龄从不喜欢绕弯子。宫里权力斗争激烈，武惠妃想废掉太子，立自己儿子。张九龄不管不顾地站出来坚决反对，他觉得大唐基业不能由后宫搅乱。这话说出去，想也知道会得罪谁。果然，唐玄宗脸色一沉，宠妃不高兴，权臣李林甫就趁机钻空子。李林甫属于那种官场里的老狐狸，嘴里说得体，心里暗中使坏。皇帝问他，关于太子的事怎么看？他就装糊涂说“这是家事”。其实最会做人的是李林甫，不掺和也不树敌，结果张九龄的处境越来越被动。 每到这种风口浪尖的年代，忠臣往往最先被排挤。李林甫得了权，张九龄被贬，朝中没人再敢进谏，气氛变得很微妙。还有周子谅，批评牛仙客不配当宰相，结果被皇帝一怒之下杖责贬官，半路还死了。朝堂里的话风一变，从此没人再提意见。其实啊，一旦权力变得只剩顺从，盛世表面繁华，内里其实已经在动摇。 最让张九龄感到后怕的，还不是宫廷斗争，而是边疆的那股暗流。安禄山这个人，乍一看是胡人出身，表面上对朝廷忠心耿耿，实际上极有野心。张九龄早在安禄山还没掌大权时就有种预感，觉得这人不是省油的灯。张守珪打过报告，说安禄山用兵不当，该杀。张九龄批得也很果断，但唐玄宗怎么说都不信，觉得安禄山能打仗，是难得的人才。这种事历史里出现太多了，皇帝老是看重立功之臣，反倒听不进刺耳忠言。张九龄据理力争，唐玄宗一句“别拿王夷甫识石勒的故事吓唬我”就把话挡了回去。此时张九龄心里大概已经明白，朝堂的空气变了。 其实，哪怕被贬，张九龄也没完全心灰意冷。仕途三起三落，他还是不愿放下责任。他的《望月怀远》《感遇十二首》那些诗，字里行间满是忧国忧民和不舍的情感。读起来一点不浮夸，反而让人觉得这个宰相的内心有多孤独。其实文人遇到大时代，总是要用诗歌来自我疗愈。 到了安史之乱爆发时，唐玄宗终于尝到了苦果。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造反，京师危急，皇帝仓皇逃亡。此时的唐玄宗一路奔波，心里大约比谁都清楚，自己错过了什么。回想起当年张九龄的忠告，追悔已然太迟。那时候，他专门派人去韶关祭奠张九龄，算是亡羊补牢，但历史就这样走向了盛世的终结。 张九龄的离场，实际就是开元盛世“士大夫风骨”消失的分水岭。从那以后，李林甫一类权臣得势，朝廷里再也没有敢于拍桌子进谏的宰相。士大夫阶层变得谨小慎微，官场上多了谄媚逢迎。国家的根基看似还在，但内力其实早已衰败。这就是历史里最常见的悖论：大厦将倾，忠言逆耳，只有当后人回头看，才发现警钟早就敲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