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贺子珍在上海病逝，葬礼规格按她生前的职位享受副省级待遇举办，但是有人认为应提升规格并上报中央，理由有三： 第一，贺子珍身份特殊，曾是毛主席患难十年的妻子。 第二，贺子珍是最早上井冈山的共产党员，比毛主席还要早。 第三，贺子珍对革命有巨大贡献，曾在长征时掩护战友身负重伤。 贺子珍的一生，被历史的光影切成了许多片段，像老胶片那样，闪烁着热烈、冰冷、又带着几分孤单的色彩。 1927年，她还是个二十岁不到的年轻姑娘，就已经穿上了草鞋，走进了中国共产党。 那时候，她的兄长贺敏学正带队在井冈山活动，她也随之上山。 那是井冈山最早的一批女共产党员之一，能上山的女人不多，她算是特别的一个。 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翻山进来时，她已经在山里干起了革命的活计。 两人第一次说话的场景，没有多少浪漫色彩，更多的是战地的直接——讨论部队的粮食，研究如何动员乡亲支援。 那段时间，枪声是常态，缺盐、缺药、缺子弹也都是常态。 贺子珍不是挂在口号里的“红色女性”，她背枪、搬粮、缝军装，甚至能在开会时站起来提意见。 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她一直跟在毛泽东身边。 长征出发时，她本来身体就不算好，可还是坚持上路。一次敌机轰炸时，她为了掩护战友，把人推到壕沟，自己却被弹片击中，胸口、背上留下了十几处金属碎片。行军的日子，她白天跟着队伍走，晚上疼得睡不着，衣服里永远有硌人的硬块。 可她从不提条件，不愿让别人替她背行李。 那十年，是她和毛泽东并肩渡过的岁月，也是她革命资历最响亮的凭证。 1937年，她离开了延安，踏上了去苏联的路。 关于这段决定，外界有过很多猜测，但她没给太多解释。 到了莫斯科不久，她生下一个儿子，可孩子在第一个冬天因肺炎离世。 那时的莫斯科天寒地冻，失去孩子让她的世界一下子空了。后来，她在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照顾那些来自亚洲的孩子。一次与院长的争执，让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关了四年，接受一些她自己都说不清的治疗。 1947年，王稼祥夫妇设法将她救出，问她打算去哪，她只说“回国”。 毛泽东在得知消息后回了“同意”二字。 回国后，她先在哈尔滨安顿，之后到上海生活。毛泽东让上海方面照顾好她，甚至提出生活费可以从他的稿费中支出。 上海市委表示，“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她的待遇是副省级，生活上没有问题，可她心里并不满足。 她多次提出要参加工作，哪怕是做一些简单的事，可组织总是婉拒。 有人说，这是担心她的身体，更担心她承受不了工作中的压力。无所事事的日子，成了她最难熬的消磨。 她在上海、福州、南昌之间来回休养，每到一个地方，都只住一阵子。 1959年夏天，她在庐山休养时，被朋友带去见毛泽东。 这是他们分别二十二年后的第一次见面。见到的那一刻，她愣住了，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来。毛泽东递给她纸巾，说：“别哭了，见不到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现在见到了，你又不说话。”两人谈了一个小时，她被送回休养地，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着，像是在回味这场久别重逢。 此后的岁月，她再没能与毛泽东面对面交谈。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她起初只是来回走动，嘴里不停重复：“怎么可能呢？他的身体不是很好吗？”几天后，她才开口，第一句话是：“他临终时，儿女都不在身旁送送他，好可怜啊。”三年后，她终于在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前，坐着轮椅，痛哭着看了那张熟悉的面孔，这是她的告别。 1981年，她申请回到上海，中央同意了。 那时候，她的身体开始走下坡路，旧伤、糖尿病、肺炎接二连三。1984年春天，病情急剧恶化，中央从北京派来专家会诊，但无力回天。 4月19日下午五点，她在华东医院安静地离开了人世，七十五岁。 她去世后，上海方面对葬礼规格犹豫不决。 她的身份特殊，资历突出，与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按常规是副省级待遇，可很多人觉得不够。 中央办公厅把情况报到邓小平那里，他沉思片刻，说：“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一室，是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等级最高的位置，只安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骨灰。 4月25日，龙华殡仪馆大厅里，来自上海和北京的领导干部、老战友、亲属齐聚。 邓小平、胡耀邦、陈云、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送来花圈。 火化后，骨灰由专机送往北京安放，未能去上海送行的老同志，也赶到八宝山做最后的告别。 她的遗物只有三只木箱，装着旧衣物、发票和账单，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还有一本台历，上面写着几句诗：“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那些字，苍劲而孤独，是她留给世界的心绪。 从井冈山的山林，到莫斯科的寒冬，再到晚年的静室，贺子珍经历了起伏、漂泊与沉默。 1984年的那场葬礼，不只是送别一位老红军，更像是替那个血与火的年代，盖上了一枚沉重的印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