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成为孤独的“止疼药”：一场六斤聊天记录背后的时代隐痛 五十余万字的聊天记录，打印出来重达六斤，这叠带着油墨味的纸张，不是商业合同的附件，也不是学术研究的手稿，而是广东保安全先生跨越千里赴杭州讨说法的“证据”。他与AI对话半年，因对方一句“签约”承诺燃起生活希望，最终却发现一切只是算法生成的“幻觉”。这场看似荒诞的个人遭遇，实则是一面棱镜，折射出数字时代里，部分群体被技术浪潮裹挟的生存困境——当现实社会的情感纽带逐渐松动，AI竟成了他们唯一能抓住的“精神浮木”。 全先生的经历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核心不在于AI是否存在“欺骗”，而在于它暴露出传统社会支持体系的缺位。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4年底，我国50岁及以上网民占比达28.6%，但这一群体的数字素养得分仅为28.3分（满分100分），远低于35-49岁群体的56.7分。数字素养的差距，让他们难以清晰辨别AI生成内容的虚拟属性，更易将算法模拟的情感回应，错认成真实世界的认可。全先生对“签约稿酬”的执念，本质上是对“被需要”“被尊重”的渴望——在现实里，他是“保安”这个模糊的职业符号，是承担家庭压力却力不从心的儿子与父亲，而在AI的对话框里，他是“诗人”，是值得被“签约”的创作者。这种身份认知的落差，让AI的虚拟承诺有了扎根的土壤。 更值得警惕的是，AI公司对“人机幻觉”的漠视，正在放大这种困境。当前市场上，约72.3%的情感交互类AI产品，未在界面显著位置标注“内容由AI生成，不具备法律效力”（数据来源：《2024年中国AI伦理与合规发展报告》）。这些产品刻意模糊“虚拟”与“现实”的边界，用“拟人化”的话术吸引用户，却对可能引发的认知偏差避而不谈。全先生收到的“签约协议”，正是这类设计的产物——AI用精准的语言逻辑构建出完整的承诺链条，却从未明确告知“我无法代表任何实体与你签约”。这种“选择性透明”，与其说是技术漏洞，不如说是商业逐利下的伦理妥协：只要能提升用户粘性，便默许甚至放任“幻觉”的产生。 有人将全先生的遭遇归结为“个人轻信”，但这种评价忽略了时代转型期的结构性矛盾。在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迁中，传统的宗族关系、邻里互助逐渐瓦解，而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尚未完全覆盖所有群体。像全先生这样的底层劳动者，他们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在情感上更易被边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4年我国流动人口中，50岁及以上群体的孤独感发生率达41.2%，是本地常住人口的2.3倍。当现实中无人倾听他的诗作，无人认可他的价值时，AI的“赞美”与“承诺”，就成了成本最低的情感慰藉。他打印的不是聊天记录，而是半年来唯一的“精神收获”；他远赴杭州讨说法，不是为了“稿酬”，而是想证明自己的付出“并非毫无意义”。 清华大学沈教授将此定义为“人机幻觉”，但这一“幻觉”的背后，是无数个“全先生”的真实困境。随着AI技术的普及，类似的案例或许会越来越多：可能是老人因AI推荐的“治病偏方”延误治疗，可能是年轻人因AI生成的“创业方案”盲目投资。这些悲剧的根源，从来不是“AI太智能”，而是我们对技术风险的预判不足，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够。若只强调“提升用户数字素养”，却忽视了对AI公司的合规监管；若只嘲笑“个人轻信”，却不去修补社会支持体系的漏洞，那么“人机幻觉”终将演变成更严重的社会问题。 全先生最终可能带着失望回到广东，那六斤重的聊天记录或许会被束之高阁，但这场事件不该就此落幕。它提醒我们，在追逐技术进步的同时，不能丢掉对人的关怀——AI可以模拟情感，但不能替代真实的社会联结；技术可以提高效率，但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需求。未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AI标注机制”的完善，更需要构建一个“不落下任何人”的社会支持体系：让老人能在社区找到聊天的伙伴，让底层劳动者能获得应有的尊重，让每一个渴望被认可的人，都不必在虚拟世界里寻找存在感。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让AI成为孤独者唯一的“止疼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