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捕后，蔡孝乾又供出另一重要人物：他一家五口全是地下党。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那一拨行刑还没过去多久，档案柜里多了一张新表，落款写着“刘晋钰，一家五人，皆为潜伏地下党”，看到这行字的人先是愣住，不是找不到人影，是名字太显眼，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电网的核心位置，巴黎大学电力工程硕士，国民政府手里紧紧抓着的技术骨干，这样的人名和那串字挂在一起，屋里一下子安静。 刘晋钰原本就是个工程师出身，福建福州人，从法国读完书回来不去捞钱不走仕途，拎着讲义在复旦教书，枪炮声起来就把粉笔放下跑到云南，宜良和嵩明交界的山洞里把发电厂建起来，炸弹来得急就靠地形遮蔽，发电不中断，这些经历摆在纸上，像个只顾技术不碰政治的老师傅，翻到1946这一页，轨道就偏了。 这条线起头不在他本人，在他的大儿子身上，1946年，刘登峰从上海出发，化名“王健”，去台湾扎根，任务清清楚楚，架起接收新华社延安广播的台，情报抄送工委，父亲那会儿不清楚孩子具体干什么，只觉得信念很硬，儿子也不急着拉他，边讲来龙去脉，边让事实往前推一步，家里餐桌上话题拐着拐着就到那一步，刘晋钰本来就对蒋介石那摊局面心里凉了，听完点头，只说了一句“台湾要是能和平解放，电网的资料我完整交”，从那句起，他不再只是电力公司的总经理，档案里多了一个编号。 这不是父子两人的线，屋里人一个个都动了，二儿子刘登元那时在武汉华中大学读书，转年和恋人匡敏去了台湾，在台湾大学读书当掩护，组织关系挂在兄长这边，三儿子刘登明从云南长大，到了台湾去接头，对面一开口就愣住，竟然是亲哥刘登峰，地下组织那边没想到，三兄弟最后在台北齐了，线各走各的，落脚却凑到一处，最小的弟弟刘登胜，1946年才十四岁，初中生，没人安排，自己在学校里递了申请进了党，时间走到1950年，保密系统翻蔡孝乾的口供翻到这家，第一反应是不信，这种一家五口全是组织里的人的情况太像小说，门一推，柜一翻，证件一核，才知道是真的。 蔡孝乾这条线绕得让人没想到，1950年1月被抓，挣脱过一次，乡下日子吃不惯，过了几周又溜回城里找一顿牛排，门口的人没动，等他推门落座再合围，回去之后口子开了，先交代朱枫，再到吴石，线头拉到刘晋钰，话里一句“他一家五个，都是我们的人”，听的人皱眉，不敢下定论，毛人凤把桌子一按，开口两个字“去查”，电力公司那位总经理家里书柜里压着几十份记录，电网的架构，备用机组的位置，配电所的图纸，角落还有一张手写小条，写着“全线切换时间约9分钟”，这下看明白了，真要是渡海成功，人和图纸接上头，台北的灯多久会黑一片，心里都有数。 从书房到马场町，中间没隔多久，1950年7月17日，吴石倒下一个多月，刑场的队伍里有了刘晋钰，那天送行的人影没有，不是没人念着，是谁都不敢抛头露面，白色恐怖压得低，家属露面也要挨查，枪声过去三天，他堂弟刘晋柯摸进去，把人背回来，背篓一套，院子里挖一块地，木头箱子都没置办，土一合，一家人没敢出声。 后面的事绕出了四条路，长子刘登峰嗅到联系点不对，立刻报撤，安排好的船期跟着走，离开台湾，二子三子和匡敏在“四六事件”之后就被组织调离，手续提前，尾巴收得快，人都退出来，最小的刘登胜没碰核心，风刮过去没扫到他，书读得顺，后来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数学系拿到终身岗位，1974年回国讲学，兄弟四个在屋里坐下，第一次把话说齐，他那时才吐出来“我十七岁就入党”，屋里安安静静，没人接话，过一会儿只提起父亲离开前那句“电网是人民的命，留给人民的，我死也值得”。 这件事里让蒋介石紧的地方，不在一个名字有多响，也不在刑场上走得多硬，刘晋钰不发声，做事稳，家里四个孩子都在组织里，同事边上没察觉，他的要害在位置，他握着技术中枢，关键节点随时能接通，不去做爆破，不去做暗杀，图纸一到登陆部队手里，调度一拨，整片供电能在短时间停下，电站停，油料运不起来，通讯一条条断，防空那套系统变成空架子，这种情况摆在案头，决断就会直线落下，李玉堂的名字也在档案里翻得到，标注很清楚，通共这种字眼一贴，台阶就没了。 多年过去，纸上的印记也在，2011年，民政部把他的名录列入革命烈士，那张当年卷得紧紧的电网手绘图，从台北书柜里的夹层换到了北京的革命历史博物馆，左下角的那一行小字还在，“交接时需同步，以护线路”，像他做技术时的习惯，步骤写清楚，顺序排明白，留给后来的人看的，不像遗言，更像一份操作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