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吴石的小舅子，却被判了十五年：国民党的黑牢，不只关叛徒，还关亲戚。 他是吴石的小舅子，军装穿得规规整整，空军后勤，天天摸的是螺丝汽油桶，抄表格，填数字，脑子里就几件事，哪个仓库缺油，哪个零件要补，旁的都不掺和，没当过间谍，不是共党，不跑地下交通线，家里人说他性子直，嘴笨，没多话，家里也就这桩亲戚关系，姐姐嫁给了吴石，这条线，后来就成了命里的钩子。 1950年风声起，吴石案炸开，台北开始一轮一轮抓人，名单上不全是潜伏的，更多是能沾上的，王济甫那天被叫走，门一合就是十五年，没人和他说审理节奏，没人给证据清单，连具体哪一条动作都没有，问他怎么进来的，他也只能摊着手，别人替他给了答案，吴石的小舅子。 那时候城里挨家挨户翻，理由挂着“清剿潜伏”，真正往下捞的，是吴石那条线的联络可能，王济甫当时是空军上校，位置不上不下，管理的是油料零件，不碰机密文件，调查的人把他住处翻了，抽屉里旧信全倒出来，书本缝里也抖了，连学生时代的笔记本都被拿去对照，找了一圈，敏感话没翻到，纸面干净，人还是被带走，保密局那边话很直白，亲戚这层关系在，就不排除你是潜伏人手，依据摊出来，《惩治叛乱条例》第六条，关就关了，话说白了，你干没干事不算数，认识谁才算数。 外头还流传一句内部口号，宁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个，到了执行的地方，成了另一种用法，你姓不对，哪怕站着不动，也能被推下去。 他刚进去那会儿还以为能快点弄清楚，几个月出结果，最多处分，过上两年调个岗，心里那么想，门关了又关，年头往后压，变成十五年，程序上只有登记，没开庭，没辩护，没对话对象，他也不挣扎，挣扎没处使力，人被关在新店监狱，白色恐怖时那地方的名头。 外面人都知道，住地是水泥，木板就是床，饭是粗米糊，牙齿一咬能蹦出沙粒，洗澡排队，一周排上一回，不洗也没人管，难处不在房子和饭，而是在日子没刻度，今天和明天差不多，他心里就顶着一句话，得活着出去。 家里那边撑着，妻子抱着孩子等了十年，等信，等口风，等一次探视，她觉得顶多几年，孩子慢慢长大，上学要钱，1958年实在压不动，就带着孩子改了门，王济甫那年在牢里第八个年头，腿上风湿开始反复。 天一冷就肿，一拐一拐，药没有，治疗没有，发两块粗布裹着，夜里自己再折厚一点，1965年放出来，头发白了一半，背有点塌，走路偏着身，像个老得过头的人，出狱那天没人接，车一停他自己找路，回到巷口，邻居远远看一眼，脚步就绕开，他不说话，也不追问，他在自家门口坐了两小时，起身，走了。 有人替他喊冤，他连“冤”这个字也少说，他不觉得自己是个“犯”，“政治犯”这四个字更离他远，他原先在部队混口饭吃，手头就是油表格和零件编号，报纸少看，国家大事不参与，他后来在回忆里写过几句，字不多，意思很直，我不懂政治，不操心路线，我只认得哪个航班油加多了，哪个零件要换，事就这么简单，转折在亲戚这条线上，姐姐嫁的是谁，带着他一起被拖走了，在那样的制度里，你是谁不被问得很细，你认识谁倒是关键。 1972年他写了几页私人回忆，没出版，放在家里，递给了女儿，那几页里有一句常被人提起，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我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被血缘拽进风暴里的人，他也没去喊哪怕一次口号，没上门找人翻案，没跑办公室递材料，他就是熬，门开了他就走出来，外面渐渐没人提他，他也就不提，别人是做了什么被抓，他是血亲这柄钩子被提溜进去。 出狱后他在菜市场边找了工，腿不利索，扛不动重的，老板安排些打包搬放的活，干一阵歇一阵，挣买菜钱，邻居知道他待过那地方，嘴上不问，他自己也不主动开口，女儿小时候也不知道父亲的过去，只记得他睡梦里会喊一句我不是，后来外面有人提到，他在牢里呆过，女儿问过他一次，抓你是为了什么，他只回了一句，吴石的弟弟，这样说，声音平，脸上也看不出什么。 晚年身体一般，住在老巷子里，门口摆着两盆小菜，天晴就晒东西，认识多年的老人过来坐一会儿，闲话里绕着走，不碰旧事，2002年他走了，没上报，没悼词，街坊来送一送，场面干净，家里人把桌椅摆好又收起来，没什么声音。 他不被贴烈士的牌，也不被归到叛徒一栏，他不是英雄，也不是坏人，这种人最容易被忘，别人提他会说一句，那是吴石的小舅子。 王济甫没做错事，亲戚这条线落在他身上，他被关了十五年，出来后日子往下接，话越说越少，像他自己那句，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被血缘拽进风暴里的人，这一桩不特例，拉开一道口子，能看见一个时代的截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