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人凤下令处死朱君友。朱君友坦然赴死，却发现枪决他的2名特务，朝他频繁摇头使眼色，示意他不要出声，朱君友立即心领神会。 时间回到1949年深秋的成都，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的统治眼看就要土崩瓦解，城里的达官贵人忙着变卖房产细软，准备南逃，而此时的将军衙门监狱里，关押着一群在他们看来“冥顽不灵”的硬骨头，朱君友就是其中之一。 12月初，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飞抵成都，坐镇指挥最后的疯狂，他看着手下一份厚厚的名单，上面罗列着36个名字，都是在他眼中必须被“肃清”的危险分子。 这些人里，有坚定的共产党员，有追求民主的民盟成员，还有像朱君友这样出身富贵却选择革命的进步青年。 毛人凤没有丝毫犹豫，朱笔一挥，批下“一律枪决”四个大字，这份死亡通知书随后被送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的案头，王陵基也机械地签下“如拟”。 自此，这36人的命运，在程序上已经画上了句号，监狱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诡异，巡逻的特务脚步声更频繁，送来的饭菜也变得粗劣不堪。 朱君友心里明白，最后的时刻可能不远了，他是在11月的一个黄昏，在玉带桥附近接头时被捕的。 作为成都本地显赫的朱家六少爷，他本可以过着锦衣玉食、无忧无虑的生活，但他偏偏看不惯这腐朽的世道，在四川大学读书时就接触了进步思想，毕业后毅然投身地下工作，利用家族的商行作掩护，传递情报，资助同志。 被捕后，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各种手段都用遍了，但他始终咬紧牙关，一个字也没吐。 就在死神一步步逼近时，监狱外，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正在悄然进行，朱君友的妻子杨汇川心急如焚，她找到了自己的父亲杨维。 杨维早年对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徐中齐有过提携之恩，这份陈年旧情，成了撬动铁幕的一线希望。 与此同时，朱君友的父亲朱茂先，这位在公开场合宣称与儿子断绝关系的老人，私下里却心痛如绞。 他悄悄取出十根沉甸甸的金条，每一根都重达一两，用油纸仔细包好，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一层层地向上打点。 在那个兵荒马乱、人心浮动的年代，国民党政权内部早已千疮百孔，大厦将倾，许多特务也在为自己寻找后路。 党纪国法在黄澄澄的金条面前，显得不堪一击，金钱铺路，人情开道，营救计划进行得异常“顺利”，负责协调的徐季达传来消息，事情有了转机。 他们买通了从看守到执行枪决的底层特务，最终敲定了一个方案：在正式行刑前，以“提审”的名义，将朱君友单独带出来。 12月6日深夜，两名特务拿着手电筒，照着朱君友的脸，冷冰冰地命令他出来，朱君友以为自己的死期到了，他坦然地站起身，准备慷慨赴死。 然而，当他被押出牢房，走在通往监狱外的幽暗通道时，却发现了一丝不对劲，押解他的两名特务，走在他身侧，用眼神疯狂示意他，让他千万不要做声，不要有任何反抗的举动。 朱君友立刻明白了，这不是去刑场，而是求生之路，他压下心中的惊涛骇浪，一言不发，跟着他们走出了那扇沉重的铁门。 门外，一辆不起眼的小轿车早已等候多时，他被迅速推上车，消失在夜幕里，就这样，朱君友的名字在死亡名单上被悄悄抹去，档案记录被修改为“已执行”。 朱君友被秘密转移到城郊中和场的一处亲戚家躲藏起来，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与外界隔绝，他不知道，就在他逃出生天的第二天，1949年12月7日的深夜，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发生了。 他的32位同志，包括杨伯恺、杜可、王干青等人，被特务们用卡车秘密运到成都外西十二桥的乱坟岗。 那里有早已挖好的防空壕，特务们用机枪扫射，将他们全部杀害，并就地掩埋，加上几天前在抚琴台遇害的3人，毛人凤名单上的35人，除了朱君友，全部殉难，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十二桥惨案”。 二十天后，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当解放军的红旗插上城头，朱君友才从藏身之处走出。 当他得知同志们已全部遇难的消息时，如遭雷击，他赶到十二桥，亲眼看到了被军管会挖掘出来的、惨不忍睹的同志遗体。 那一刻，巨大的悲痛与劫后余生的愧疚感，像两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他活下来了，可那些与他并肩作战、在狱中互相鼓励的战友们，却永远倒在了黎明之前，这份幸存者的负罪感，伴随了他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朱君友的人生轨迹归于平淡，他将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深埋心底，几乎从不对外人提起，晚年的他疾病缠身，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与肝癌顽强斗争了近五年。 2004年10月11日，这位十二桥惨案的唯一幸存者，在医院的病床上安详离世，享年87岁。 这段历史已经远去，但我们不应忘记，每一次我们走过成都的十二桥，都应该记得，脚下的这片土地曾浸染过烈士的鲜血。 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记住那些为理想献身的人，或许才是对朱君友以及所有牺牲者最好的告慰。 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2025-06-03——川大校友朱君友：十二桥惨案的幸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