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大连，一名23岁女子被男友辱骂、殴打后回家不久，胸口中刀身亡。让人震惊的是，案发现场血迹斑斑，却无法检测出指纹；三次尸检结论均显示“伤口可自行形成”；最终法院判决男友无罪。 2022年2月，徐某与单某经人介绍相识。那年她23岁，而他31岁。单某的父母经营殡葬生意，而他本人无业在家，性格暴躁，有多次前科。2014年，他因故意伤害罪获刑一年，缓刑两年；后来又因聚众斗殴被撤销缓刑，实刑四年两个月。2021年，他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15日。 徐某并非不知对方的“脾气”，但恋爱中的她仍选择了相信。然而这段关系，从一开始就埋下悲剧的种子。 4月20日夜，徐某到男友家中，单某酒后发疯，对她动手。四天后，因“碰到男友”又挨打。再过两天，4月26日凌晨，两人和朋友聚餐饮酒，回家途中因“煮方便面”一事起争执。单某情绪失控，将她拽倒在地，拳脚相加。邻居听到声响报警，但警察到场时，徐某选择了沉默，只说“没事”。 凌晨2点，两人回到家。邻居监控显示，徐某换上白衣服走向厨房，随后传出一声尖叫。等单某冲进屋，徐某胸口已插着一把水果刀，鲜血汩汩而出。他慌忙拨打120，连夜开车将她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徐某死亡。 这起案件最扑朔迷离的地方，在于刀上的证据。刀柄被血迹浸透，无法提取有效指纹。三次尸检均显示：伤口位置、角度符合“自刺”轨迹，但“他杀可能不能排除”。也就是说，从医学上既可能是她自己捅的，也可能是他人所为。 警方在排查后，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单某立案。因为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直接杀人，但事发前他多次施暴，是否因其行为导致徐某情绪崩溃、自杀？这是案件审理的关键。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因疏忽大意或轻信能避免危险，造成他人死亡的行为。换言之，若单某的暴力行为是徐某死亡的“可预见结果”，他就要承担刑责；但若徐某的死亡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则构成意外事件。 法院在审理中，反复对比这两种情形。徐某的家属认为：长期家暴必然导致心理崩溃，单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辩方律师则主张：没有证据证明徐某有自杀倾向，也无法证明单某预见到这一结果。 庭审焦点落在“能否预见”。根据《刑法》第十五条，区分过失与意外的关键在于是否应当预见、能够预见。如果一个普通人处于同样环境下能意识到后果，而单某没有意识到，那是过失；但如果连普通人都无法预见，那就是意外。 法官认为，虽然单某有殴打行为，但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徐某因此出现轻生念头。案发后，单某及时报警、送医，并无毁灭证据或逃避行为。此外，刀具取证无法还原他杀痕迹，现场也无搏斗迹象。综合来看，徐某死亡原因存在合理怀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 最终，法院认定证据不足，不能排除无罪可能。按照“疑罪从无”原则，判决单某无罪。检方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所谓“疑罪从无”，是刑法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它不是“纵容罪犯”，而是防止“冤错案”。在刑事诉讼中，若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人无罪的合理怀疑，法院就必须作出无罪判决。换句话说——宁可错放一个有罪的人，也不能错判一个无辜的人。 从法律角度看，这起案件并非“没有问题”，而是“无法证实问题”。三次尸检结果模糊，关键物证失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过失。刑法强调“罪刑法定”，不以推测代替定罪。 然而，从社会层面看，这样的判决仍让人心痛。一个年轻女子的生命在暴力与恐惧中结束，而施暴者却因为证据链断裂而脱罪。法律解决的是“事实是否可证”，但道德上，人们看到的是“悲剧是否本可避免”。 在此案中，单某多次家暴，却未被警方、社区、邻居及时干预；徐某在受虐后未求助司法保护，也未向亲友求援。这正暴露出家庭暴力案件取证难、干预迟、追责弱的问题。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第13条，公安机关接到家暴报警后，应及时制止、取证并出具告诫书；第34条还规定，法院可以对施暴者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可惜的是，在徐某案中，这些保护机制均未被启动。如果她在第一次挨打后报警，或许不会有第二次；如果有居委会出面干预，或许她还在。 如今，案件虽结，但社会的问号仍在——“一个反复家暴的男人，真的无责吗？”从法律角度看，判无罪并不等于“他无辜”，只是“罪名无法成立”；从社会角度看，悲剧背后的警钟还在回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