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美女胡蝶，一九三六年与丈夫潘有声在福州的珍贵合影，真是惊艳了时光！ 那张照片……就福州那张，一九三六年拍的，胡蝶站在那儿，旁边是她丈夫潘有声。 她身上穿的衣服有点旧上海的味道，但你看得出那料子好，不光滑，是有点厚实的那种。她眼睛往右侧斜着，嘴角挂点笑。不是演给谁看的笑。 这张照片一直留着，说它“惊艳时光”也好，说它“命定一刻”也罢，说到底，就是一张老照片。 但你要说胡蝶的人生——真不是一张照片能收得下的。 她生得不早也不晚，1908年，清朝尾巴上那年，皇帝和老佛爷一个接一个地走了。 她家住上海，普通人家，洋行边上，父亲有个营生，母亲持家。她小时候不吵不闹，爱模仿，隔壁菜贩子吆喝什么，她能学一串。 有时候学得太像了，她妈拿勺子敲她，说“女孩子像什么话”。 她是怎么进的电影圈？说实话不太戏剧化。1924年，大中华电影学校招生，她去考了，也没谁拦着。她也不是一下子红的，早期在片场跑龙套、端茶倒水，演的角色也都边边角角，名字也不放在片头。 她演技好是后来的事，前几年就是肯干，能熬。 真开始有人记住她，是进了明星影片公司以后。 那几年，上海是电影的天下，她拍的片子一部接一部，名字爬上了海报，也爬上了小报的花边新闻。她的脸圆一点，不像那种削瘦的美，但就是好看，耐看。 有一次拍夜戏，风特别大，棚子用的是帆布和木架子，灯一亮，热得像蒸汽房。 她站在那儿不说话，导演喊停，她才擦一把汗，转头问：“刚刚那句，能不能重来一次？”不是做作，那是真觉得自己没演好。 她从来不急，别人抢角色，她让；别人拍完就走，她留下来陪摄影打灯。 有人问她图什么，她说：“镜头看得见。”她信这个。 《歌女红牡丹》那年，1931。第一部有声片。她跟不上节奏，说话要对口型，要站得离麦克风近一点。录音机老出问题，一遍一遍重录，她嗓子哑了，也不喊停。 拍完以后，导演瘫在椅子上说：“成了。”她低头笑一下，没说话。 然后是1933年，“电影皇后”选举。《明星日报》搞的，说是让观众来投票。 她拿了两万多票，阮玲玉才七千多。这事闹得不小，一边说她赢得干净，一边说她会做人。她本人倒不在意，媒体堵她，她只说：“演戏归演戏，别太当真。”她一直知道人情冷暖这回事。 感情上头，她不是没摔过。 最早那段，林雪怀，你知道的，就是那个戏子出身的。 两人是因戏结缘，但时间长了，问题也多了。她红了，他没红，他心里就憋着气。 拿她的钱去做生意，赔了，还被传和什么女人不清不楚。 她信了几年，后来实在撑不下去了。 写信求和好，他回得更绝，她咬咬牙，去法院告他，打了两年官司。钱拿回来了，人也凉透了。 那之后她沉了一阵，沉得住。再后来碰到潘有声，一个实在人，不风流也不多嘴。 做茶叶生意的，话不多，说句“今晚回家吃饭”，就算交代了全部。他们结婚没搞排场。胡蝶穿了一件白色旗袍，站在照相馆里拍婚纱照。潘站在她旁边，脸绷着，其实是紧张。 日子还可以，两人都不爱折腾，家里没那么多花样。 打网球她球技烂，他每次都故意打偏。她骂他“装样子”，他笑也不说话。福州那年，就是他们最稳当的一年。 那张照片也就是那时留下的。 战争一开，就不太平了。他们带着东西跑去重庆，三十几箱子，全没了，什么戏服、首饰、照片，全散了。她脸色都没变，说：“还在就好。”她说的“还在”，是人还在。 后来戴笠出现。军统那个。他盯上了她，说是保护，实则是软禁。 三年，她就那么过的，外界说什么她都不吭声。她不解释，不抗争，也不讨好。 戴笠死了，她就收拾行李，回到潘有声身边，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更早些的事，还有那场乱传的绯闻。“九一八”那天，有人说她和张学良在跳舞。这话一出，舆论炸了，骂她是“红颜祸国”。她不吭声，只写了一封公开信，说“国难当前，不容虚言。”四个字顶十句。以后她再也没主动说过这事。 晚些时候她复出，拍了《后门》，1960年的片子，拿了奖。 那年她四十多岁，不年轻了，但站在镜头前还稳。领奖的时候，她穿了老旗袍，头发梳得紧，一句话：“谢谢大家。”没煽情，也没哭。 再之后，她去了温哥华。住在儿子那边，过得不声不响。每天去海边走一圈，看部老电影。还去报了英语班，八十几岁，坐在一群年轻人中间记单词。有人问她为什么学，她说：“电影里说什么我得懂。”就是这么回事。 她不爱提从前，照片也不挂。别人问她胡蝶的事，她笑笑，说：“翻篇了。”晚年，她用回了本名——潘宝娟。她说：“胡蝶飞累了。” 1989年，春天，她病了，躺在床上，窗外是阴天，风有点大。 她睁着眼看了一会儿天，说了一句：“胡蝶要飞走了。”声音轻，不像告别，更像一句话到了嘴边，不说不舒服。 人走了。她没留什么话，也没写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