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峙一生从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赌博，但他却经常利用其太太同所部的军需处长、会计科长等串通一气，策划搞钱。从1928年起，他先后南京、上海、蚌埠、新浦、汉口、长沙、南昌、吉安、九江等处购买了大批房产、地皮和盐井盐田，价值约五百万元（现洋） 以上。这些产业都是用其太太杨庄丽的真名或化名注册的。 刘峙出生在江西吉安一个普通农家，早年生活清苦，这或许铸就了他对个人享乐的克制。 1913年，他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二期步兵科，毕业后投身赣军，从排长干起。那时代军界鱼龙混杂，许多军官沉迷烟酒赌博，刘峙却始终保持距离，从不沾染这些陋习。这种自律让他在黄埔军校任职时脱颖而出，1924年转任战术教官，参与东征北伐，逐步升迁为第二师师长。 蒋介石赏识他的稳重，委以重任，但他这份自律仅限于表面，实际在权力握紧后，转向了对资源的盘剥。娶杨庄丽后，她成为他敛财的关键棋子，两人联手操控军需环节，军费物资悄然流向私囊。这种双面人生，在国民党内部并非孤例，却让刘峙的贪婪显得格外隐蔽而持久。 军阀混战时期，刘峙驻防华中，部队规模膨胀，军需供应成为肥沃土壤。他虽不亲自动手，却通过妻子杨庄丽拉拢军需处长和会计科长，形成利益链条。这些下属负责采购和财务，轻易就能挪用公款或变卖物资。刘峙的部队驻扎多地，补给频繁，这为私下操作提供了便利。杨庄丽以家属身份出入后勤，协调资金流向，她用真名或化名注册资产，避免丈夫直接曝光。这种模式从1920年代末启动，逐步演变为系统性贪腐。刘峙表面上专注军务，实际默许妻子主导交易，他的自律成了伪装，掩盖了权力带来的私欲膨胀。这种做法虽未公开，却在军内流传，影响了部队纪律和效率。 1928年，刘峙部队驻南京，杨庄丽首次大规模介入军需事务。那年军需处运出大批箱子，标称军用品，实际装满香烟准备走私变现。营长周惠元负责警卫，发现异常后上报，结果触怒刘峙集团。周惠元是黄埔一期生，前途本亮堂，却因揭发被以赌博罪关押半年，从此仕途断送。 刘峙仅对军需处长轻描淡写处分，事件迅速压下。这件事暴露了刘峙的保护伞作用，杨庄丽继续操作，资金源源注入房产购置。从南京起步，她买下多处砖房和地块，总价已逾数十万现洋。这些资产登记在她名下，规避风险。刘峙的部队调动频繁，这让敛财更易掩饰，军需环节成了他的提款机。这种事件虽小，却预示了更大规模的扩张，贪腐如滚雪球般壮大。 扩张从南京延伸到上海，杨庄丽在租界购入石库门房屋和江边地皮，利用军需变现资金。这些房产位置优越，租金稳定，成为稳定现金源。1930年代初，转战蚌埠，她收购河边荒地，开发潜力大，价格低廉。军需处长提供伪造单据，称作工程用地款，交易顺利。新浦港的盐田是另一重点，海盐开采利润丰厚，杨庄丽化名登记，盐井产权转手后，年产值不菲。刘峙的部队控制港口，这让物资倒卖顺畅。汉口码头仓库购置，则为私货中转站，砖瓦堆积，实际囤积军需外流品。这些举动层层推进，总价值渐近百万现洋，杨庄丽的角色日益核心，刘峙则在幕后把关，确保链条不露破绽。 长沙和南昌的收购进一步拓宽版图，杨庄丽结识当地盐商，买下盐井和田亩。长沙盐井水位稳定，产量可观，她用现洋结账，产权快速过户。南昌周边吉安地皮连片，适合长期持有，军需科长核算账目，伪造为闲置物资费。九江江畔码头房产，则瞄准水运优势，泊位扩充后，租金滚滚而来。从1928到1930年代中，这些地点覆盖刘峙驻防线，房产地皮盐田总计数百处，价值超五百万元现洋。 国民党军费紧张，士兵月饷不足十元，这种规模敛财相当于天文数字。刘峙的模式依赖妻子执行，下属分羹，形成稳固集团，但也腐蚀了部队根基，士气渐低。 抗战爆发，刘峙升重庆卫戍司令兼防空司令，权力更大，贪腐随之升级。1942年5月31日，日本飞机轮番轰炸重庆，市民涌入大隧道防空洞，因管理混乱和缺氧，数千人窒息死亡，实际数字远超官方公布的六百余。 刘峙负主要责任，却未加强通风和疏导，事后部队清理现场，士兵搜刮死者金银手表等财物，用卡车三次运回他住所，杨庄丽负责清点。 舆论哗然，报纸隐约报道，政府封锁消息，刘峙避开审讯，仅内部封口。这惨案不仅是人祸，还暴露了军队腐败，士兵视死者为财源，上峰默许。 淮海战役中，刘峙坐镇徐州，指挥徐蚌会战，蒋介石寄望他稳住中野。1948年11月，部队补给短缺，士气低落，黄百韬兵团被围歼，刘峙下令突围却溃不成军，残部在萧县被俘。 战败后，他被释回北京，度过余生。日记中，他批宋子文孔祥熙掏空国库，斥蒋介石独裁，点出国民党败因在于官兵顾家不前。 这些文字透出清醒，却讽刺意味浓厚，刘峙本人正是顾虑最多者，他的房产盐田成了瞻顾不前的典型。1971年1月5日，他在北京病逝，那些资产早已散佚，留下的只是国民党覆灭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