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一名伪军师长派人送给粟裕一把伞，粟裕疑惑地打开伞一看，里面竟藏了一张纸，纸上的内容让粟裕吓出冷汗，他立即下令：“全军集合！” 1942年春，苏北平原的硝烟味混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一名伪绥靖军士兵小跑着将一把油纸伞递到新四军哨兵手中，低声道：“这是我们师长送给粟裕将军的‘见面礼’。” 哨兵疑惑地抬头看了看天色，阴云沉沉，却并无雨意。非年非节，非雨非晴，为何送伞？ 这把伞被层层递至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手中，他摩挲着竹制的伞柄，指尖触到一道细微的接缝。用力一拧，中空的伞柄内竟藏着一卷蜡封的纸条。 展开后，粟裕的瞳孔骤然收缩，日军已调集三个师团、两个伪旅团共五万兵力，计划于四月十五日拂晓分三路合围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而此刻，新四军主力尚不足万人。 “全军集合！”粟裕的命令斩钉截铁，夜色中，火把的光影在战士们脸上跳动，急促的脚步声与马蹄声打破了村庄的寂静，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转移，就在这把伞送抵后的几小时内悄然展开…… 施亚夫的名字背后，藏着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干亚洲大丈夫之事”，1930年，这个南通青年加入红军第十四军，却在一年后因叛徒出卖锒铛入狱，1937年秋，日军轰炸南京的炮火炸塌了监狱高墙，他趁乱越狱，更名改姓，决心潜入敌人心脏。 1938年3月，南通沦陷。施亚夫拉起一支名为“中国工农守土团”的游击队，白天佯装配合日军清乡，夜晚带队破坏日军运输线。 一次伏击战中，他故意放走一名日军参谋，却“不慎”让一份过期的游击队布防图落入敌手，这番操作引起了日军特务机关的注意：“此人可用，但需驯化。” 1940年，组织指令下达，打入伪军高层，施亚夫凭借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手腕，从南通县宪兵队长一路升至伪绥靖军第七师师长。 伪军制服披在身上，他却在日记本夹层里用米汤写下密报，宴席上与日军军官推杯换盏，转头便派人将宴会情报塞进渔船的暗格，最惊险的一次，他当众枪决一名“新四军探子”，实则那人是已被策反的汉奸，刑场上的空包弹和猪血袋，全是精心设计的障眼法。 1942年4月的一天，南京汪伪政府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与汪精卫敲定了“清乡”方案的最终细节，五万兵力如铁钳般夹向新四军苏北根据地。 坐在末座的施亚夫冷汗浸透军装内衬，却突然起身质疑：“南坎一带河网密布，大部队展不开，是否考虑侧翼迂回？” 借故离席后，他闪进厕所隔间，用铅笔头在烟盒纸上写下关键信息，敌军番号、进攻路线、精确时间，纸条以蜡封卷紧，塞进早备好的伞柄细孔，负责传递的翻译官是他暗中发展的同志，其妻子挎着菜篮佯装赶集，伞柄在篮底轻轻一磕，情报便转入交通员手中。 粟裕接到情报当夜，新四军主力悄然撤出驻地，转向兴化芦苇荡，日军扑空后，施亚夫反而因“早前提醒过地形问题”更受信任，而新四军在转移途中顺藤摸瓜，揪出混入队伍的内奸，一名常借看病为由与敌特接头的卫生员。 1944年，施亚夫的身份濒临暴露，日军特务机关长影佐祯昭在一次酒会上突然拍着他的肩膀说：“施师长，我总觉得你像一个人……”施亚夫面不改色地斟满酒杯：“像影佐阁下的故人？那真是我的荣幸。”当晚，他紧急联络组织，决定提前起义。 起义前夜，他以“剿匪需鼓舞士气”为由，向军需处支取大量银元，佯装带官兵赌博。深夜，几十辆卡车满载起义部队冲出城门，车头插着伪军旗帜，车厢里却响着《新四军军歌》。此行不仅带走了伪七师主力，更有两千余名伪军倒戈，抵达根据地时，粟裕亲自迎接，握着他的手说：“你这把‘伞’，护住了整个苏北！” 一把伞能藏下一场战役的胜负，一颗忠心能穿透最深的黑暗，如今博物馆里陈列的油纸伞早已褪色，但伞柄上那道细微的裂痕，仍仿佛刻着1942年春天那个决定命运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