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了让日本亲口承认对华发动的细菌战，散尽百万家财，与日本打了41场国际官司，最终让日本不得不承认731对华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随着9月18日《731》电影的热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好奇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曾经的经历如同跑马灯一般再次在我们的眼前炸开。 但是却有这样一位女士，一直在为当年的历史真相奔波。 台灯下的稿纸堆得比老花镜还高，73岁的王选右手捏着红笔，左手食指反复摩挲着纸上“1943年金华潭头乡”这行字。 “陈老说，1岁那年嘴烂得吃不了米糊，娘就把米汤抹在他嘴唇上，一擦就是血。” 王选的红笔在“陈有升”三个字旁画了个圈，圈住的不仅是个名字，更是一段刻在身体上的历史。 她总说，细菌战的记忆最顽固，它不藏在档案馆的铁盒里，而在受害者的皮肤上、骨头里。 就像衢州柯城区的杨银花老人，92岁的她床头总放着块洗得发白的粗布，每天要换三次——左腿的溃烂伤口会渗液。 布上的黄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80年下来，那块布的纤维里都浸着化不开的痛苦。 这些“身体档案”，是南香红写《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时最不敢细写的部分。 2002年第一次跟着王选去崇山村，南香红在村民自建的纪念馆里看见一堵石碑，400多个死难者的名字刻得密密麻麻。 “有个老人说，这碑是用5角、1元凑钱立的，就怕后人忘了1942年村里死了一半人。” 南香红后来在书中写，那天她蹲在碑前，手指顺着“王阿木”的笔画走，突然明白王选说的“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 王选最初被拉进这场“记忆打捞”，是1994年冬天的一顿晚饭。 叔叔王焕斌把一碗义乌土烧推到她面前，说村里要告日本政府，“你在日本待过，会说日语，得帮衬”。 那时候她在日本有年薪50万的工作，住带阳台的公寓，周末还能去看樱花。 可当她翻到叔叔整理的《崇山村鼠疫死亡名单》，看到“王樟木，13岁，1942年5月死”。 那是她从未见过的叔叔，和父亲说的“13岁没了的弟弟”对上号时，她把辞职申请放在了老板桌上。 最初的调查比想象中难。1995年去哈尔滨参加731国际研讨会，王选想找日军投放细菌的证据，却只拿到几张模糊的老照片。 直到她通过共同社找到森孝正和松井英介，这两位日本和平人士掏出一沓调查笔记，里面记着崇山村村民说的“1942年飞机撒东西后，老鼠变多了”。 “那时候才知道，证据不在档案馆，在村民的嘴里。” 王选后来带着日本律师团跑遍浙江，在衢州江山，毛水达老人撩起裤腿，碗口大的溃烂伤口让年轻律师红了眼。 1997年在东京地方法院递诉状那天，王选特意穿了件深蓝色外，那是父亲生前常穿的颜色。 法庭上，日本政府律师说“细菌战是谣言”，她掏出村民画的“飞机撒药图”，还有《井本日志》的复印件。 那本日军参谋的日记里，明明白白写着“1940年11月，投鼠疫菌于常德”。 2002年一审判决下来，东京地方法院承认了细菌战事实，王选在电话里跟崇山村的乡亲说：“咱们没白跑，爹和叔叔的事，有人认了。” 诉讼结束后，王选把家变成了“史料仓库”，书架上摆着6册《日本生物作战调查资料》，那是她和日本学者花3年从美国国家档案馆抄回来的； 。 现在她最着急的，是12卷本的《战争时期浙江省境内的“烂脚病”分布调查报告》。 校对到金华部分时，她总会想起陈有升老人，老人说“牙床烂掉后，一辈子没吃过硬饭”。 2025年9月，林山寺侵华日军细菌战遗址馆开馆那天，王选站在“活体解剖室”复原展区前，墙上的投影闪过受害者的名字：王阿木、王樟木、毛水达…… 她突然想起1994年冬天，叔叔王焕斌说的“不能让他们白死”。 近30年过去，她从青丝变成白发，可每当摸到那些史料，摸到展馆里受害者的遗物，就觉得力气还在。 有人问王选，都73岁了，为啥还这么拼？她指着展馆里的一块粗布。 “你看这布，它记得老人80年的痛；这些书，记得村民说的每句话；这座展馆，记得那些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 王选说，她怕的不是自己老了，是这些“活着的证据”慢慢消失，是后人忘了“烂脚病”不是普通的病，是战争的伤。 受害者的苦难不能忘，这是王选们用半生时间，写给这个世界的“记忆说明书”。 信息来源：潮新闻2025-09-18发布：永不妥协的追问！73岁王选仍在调查细菌战真相：受害者的苦难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