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胡宗南俘虏了5万人，蒋介石为他举办庆功宴，谁知记者却说：“委员长，西北共军不过2万余人，胡宗南将军怎么抓了5万？” 1947年春天，胡宗南调集二十多万大军，号称“闪击”延安。这阵仗挺大，飞机大炮往前推，可实际上呢？毛泽东早就洞悉了老蒋的意图，玩了一出“空城计”，主动把主力部队和机关都撤走了，留给胡宗南的，几乎就是一座空城。 占了一座空城，这功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对于当时在各个战场节节败退的国军来说，太需要一场“大捷”来鼓舞士气了。胡宗南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老蒋想听什么。于是，一份“攻克延安，生俘共军上万”的电报就发到了南京。蒋介石一看，龙颜大悦，当即下令嘉奖，还要组织中外记者团去延安参观采访，看看他“剿匪”的赫赫战功。 这下可把胡宗南给难住了。上哪儿去找一万多“共军俘虏”？军令如山，只能硬着头皮往下圆。于是，一场堪称“史上最尬”的表演就开始了。胡宗南在延安周边火速建了十座战俘营，然后派人到附近的村子，连哄带骗抓了五百多个老乡，让他们换上旧军装冒充俘虏。人还不够干脆从自己的部队里挑了1500多个看着机灵的士兵，也换上衣服，混进“战俘”队伍里。 这还不算完，战利品陈列室也得有啊。胡宗南心一横，把自己一个团的精良美式装备给“缴械”了，机枪、冲锋枪、中正式步枪，崭新瓦亮地摆在陈列室，贴上“缴获共军武器”的标签。为了显示战斗激烈，还刨了些旧坟堆，堆上新土，立上“击毙共军之墓”的碑。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记者来“检阅”了。 很快，一群中外记者就到了延安。这些记者可都是人精，哪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看到郊外有士兵往旧坟上撒新土，有个记者好奇，用脚尖一踢，里面的旧石板都露出来了。所谓的“俘虏”们三五成群，勾肩搭背，一点没有打了败仗的沮丧。有个眼尖的记者发现，自己刚在这个营里采访过的一个“俘虏”，一转眼坐着大卡车又出现在了下一个营里。 记者们心里跟明镜似的，但也没当面戳穿。走到战利品陈列室，看着那些崭新的美式装备，一个外国记者故意问讲解员：“请问这些都是共军使用的武器吗？看着可比国军的都先进啊。”讲解员憋了半天才说：“这……这原是国军的枪，被共军缴获了，这次又被我们给缴回来了！” 这场闹剧，成了当时的一个大笑话。但这不只是胡宗南一个人的“即兴发挥”。这背后，是整个国民党从上到下的“造假文化”。老蒋自己都好大喜功，给下面的人定了天高的指标。何应钦、陈诚这些高官，个个都是编造战报的高手。在这种氛围里，胡宗南伪造战功，反倒成了“政治正确”。 相比之下，共产党这边就讲究一个“实事求是”。粟裕将军在孟良崮战役后清点战果，发现歼敌数字和张灵甫整编74师的总人数对不上，差了七千多人。他马上下令，部队不准休息，重新上山搜索。结果，真的在一个大山沟里把这七千多残兵给搜了出来，这才算把这块“硬骨头”彻底啃下。 蒋介石被胡宗南的捷报忽悠得心花怒放，几个月后，也就是1947年8月，还真的坐着“美龄号”专机，带着宋美龄亲赴延安“视察”。 可谁也没想到，这次延安之行，成了老蒋一辈子都解不开的心结。很多年后，他败退到台湾，还时常对人念叨：“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去了趟延安。” 胡宗南为了迎接他，延安城里张灯结彩，商贩云集，甚至还组织了“群众”唱起了改编的“东方红”来欢迎他。他下榻的宾馆，所有用品都是从西安紧急空运过来的，极尽奢华。 当蒋介石走进杨家岭，参观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时，他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屋里除了一张榆木板床，一张掉漆的木桌和几把磨得发亮的旧椅子，几乎再无他物。墙皮都有些脱落，昏暗的窑洞里，唯一显眼的是门边那架老旧的纺车。随从解释说，共产党在最困难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带头纺线织布，开展大生产运动，才挺了过来。 蒋介石沉默地在毛泽东的硬板床上坐了很久，一言不发。他戎马一生，见惯了奢华官邸，哪里想得到，他最强大的对手，竟然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跟他对抗。 更让他扎心的是，他跟一个当地老乡聊天，那老乡一提起毛主席，满脸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说共产党来了，他们分到了土地，再也不用挨饿了。那份朴素的真情，是任何“欢迎仪式”都伪装不出来的。胡宗南见状，赶紧把老乡拉走了。但那些话，却像钉子一样，扎进了蒋介石的心里。 第二天一早，蒋介石就带着宋美龄，行色匆匆地离开了延安。这场他期待已久的“胜利巡游”，就这么草草收场。他或许在那一刻才真正意识到，国民党的失败，不是输在军事上，而是输在了根子上。他们脱离了中国最广大的农民，脱离了最底层的人民，成了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华丽城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