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去世后，邓妈妈独自过的第一个春节，拍摄于中南海西花厅。 风一吹窗户玻璃响，海棠花就哗啦啦掉在窗台上，细细碎碎的。 邓颖超常说，“恩来不喜欢花太盛。”你说这话多奇怪，哪有人不喜欢花开得盛的？可她不说为什么，只这么一句，像是心里知道点什么，又不愿多讲。 那年腊月三十儿，天特别冷，厨房里其实做了饺子，白菜猪肉的，馅剁得碎。 饭菜端上来又撤下去，谁也没动筷。屋里暖气有点响，像个年久的老钟，被风撬着发抖。 她坐在沙发里披着一件灰呢子大衣，手上握着水杯，杯子是旧的，有个小磕口。 那水也不喝，就那么握着，像握着什么温热的回音似的。 那是她一个人过的第一个年。不是“单独”，是“一个人”。 以前过年，哪怕再忙，周恩来也会赶回来，一进门，外套都没脱，手先摸着她肩膀，轻轻拍一下，说，“哟，小超，包饺子了？”然后厨房里就一阵忙活，他擀皮，她包馅。 皮薄馅大，形状各异，周恩来包的总是鼓鼓囊囊，像是特意做给孩子吃的。 他不擅长这些，但愿意陪着。 一次还把醋撒在桌布上，嘴里说着“糟糕”，眼睛却在笑。 这些事，说不起来有多重要。 但你要真问她最想念什么，她不会说信仰，不会说大义，就会提起这些。锅边冒气的时候他站在那儿，夜里咳嗽几声她几时会醒，这种琐事，才是活人之间的线。 信写得早。 1942年他住院，写信说“吻你万千”，像年轻人情书似的。 她回信说药还剩不多，明天去看你，也写了“吻你万千”。 战火纷飞的时候，这俩人还写这种情话，谁看了不笑？可人家真就是那样过来的。 1954年他去瑞士开会，她寄了几朵海棠花过去。 信里说，“给你紧张的生活添些点缀。”这话说得轻巧，谁知道她为那几朵花选了多久？院子里摘了一遍不满意，又去郊区摘野花，左搭右配。 花寄过去，他回了一封凌晨四点写的信，说“你还是那样热情与理智交织着。”这句话，她念了很多年，后来写《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时还提了一句。 他们吵过吗？当然吵过。 有次是因为一个人事安排。她意见很坚决，他不同意，两人一夜没睡，各写各的材料。 第二天早上他给她倒了杯水，没说别的，水就搁在桌上，一直到中午。她说，那是他们最沉默的一次吵架，谁也不让，但谁也没真的拂袖而去。 西花厅人多时候，不像外人想的那么肃穆。 孩子们满院子跑，小秉德、小秉宜、孙维世……这些人不是亲骨肉，却一个个叫她“七妈”。 她认下来了，谁也没推。打针、吃药、补课、洗衣服，件件亲力亲为。 她写给亲戚的信都短，几行字，“小六的病好点没”“这几天流感严重，你们小心”——没有排比句，没有大话空话，全是牵挂。 她从来没在孩子面前哭过。连1976年那天早上，听到广播里说“总理逝世”，她也没哭。 站着，背挺直，跟着他们念哀悼词。 倒是到了1月11日，送别那天，她整个人扑在棺木前，那声音很低，很碎，“恩来，我们永别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她后来跟谁都没再提那一天。 提一次，眼圈红一次，她嫌麻烦。 春节后，她就更安静了。 屋里那把老藤椅坐得多了，偶尔也看看新闻。那张茶几上原来放一个紫砂壶，后来换成保温杯了——方便点。她说，“我现在怕手滑，摔了你们还得收拾。”但那壶其实一直没舍得扔，放在柜子上，积了点灰。 1978年，她提笔写遗嘱，说不要追悼会、骨灰撒掉、房子归国家。 写得冷静。 没几个人能做到这程度。她的工资只留下一点点，全部交党费，还留话：“别给亲戚安排工作，别开例。”她不喜欢打招呼那一套。她说，“总理生前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她说要用总理那个骨灰盒，说新的不如旧的用着顺手。 赵炜不理解，她笑，“别问，问多了你就也要写遗嘱了。”她老是这样，不肯给人一个“完整解释”，像生怕一说清楚就矫情了似的。 1992年7月，她走了。 没有追悼会，没有仪式。骨灰用的是那只旧盒子，老早就擦得干干净净。 她不喜欢新东西，说“这个我熟”。骨灰送回天津——那是她和周恩来第一次相识的地方。 那天，海河边风大，有人说好像下了点细雨。骨灰撒入水中，一点声响都没有。 没有人唱歌，也没人哭，风吹过西岸，只有一片老树叶顺水打着旋走远。 那天没人说话，连船也没多停一分钟。 河水照旧往前走。船开了，浪在身后晃了一下，就再也没有停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