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风烛残年的黄维双眼朦胧，内心悲恸，凝神看着那个身覆红旗的、已经是传奇的人。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6年，邓稼先的追悼会现场，黄维站在人群中，神情凝重，他已经八十多岁，身体略显佝偻，但站得笔直，他望着灵柩上覆盖的红旗，眼中是压不住的悲意，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送别，对黄维来说，那一刻，像是自己一生的历史在眼前缓缓展开。 邓稼先是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在很多年里都鲜有人知，但国家的强大，离不开他那样的人，他的选择，是放弃国外的安逸生活，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钻进戈壁滩里的实验室，那些年，条件艰苦到连最基础的设备都要自己动手造，他和同事们靠着一股劲儿，硬是在极限环境下，完成了核武器的突破，邓稼先的身体在那样高强度、带有辐射风险的工作下，一步步垮了，他默默承受，从不张扬，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然没有离开岗位。 而黄维的故事，走过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他是黄埔军校出身，曾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将领，参加过北伐，也参加过抗战，在抗战时期，他带兵打日本，立过不少战功，后来，随着内战爆发，他站到了国共对立的那一边，1948年，战局突变，他在淮海战役中被俘，从巅峰跌落谷底，一步之间。 被俘之后，黄维被关押、接受改造，他曾经不肯低头，不愿认错，甚至执拗得让人头疼，他坚持自己的立场，始终觉得自己为国家尽过力，不该被否定，但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开始思考，也开始观察，他看到了新中国在一步步建设，看到了百废待兴中涌现出的新气象，那些年，他被带去参观工厂、堤坝、铁路、桥梁，一路走、一路看，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激烈反抗，而是慢慢沉默下来，开始接受现实，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 1959年，第一批战犯被特赦，黄维的名字不在其中，这个消息对他和家人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一直在等待丈夫出狱的那一天，熬过了无数个不眠的夜晚，最终精神也几近崩溃，后来，黄维被转移到抚顺，继续接受改造，在那个阶段，他开始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国家新的方向，他写信关心家人，寄钱为女儿治病，生活简单而节制。 1975年，黄维终于被特赦，身份不再是战犯，而是文史资料专员，他回到社会，开始参与政协的工作，积极参政议政，他不再是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将军，也不再是牢狱中的囚徒，他是一个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学会了如何在这个国家的新篇章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他常常说，过去的事不能抹去，但人总要向前看。 邓稼先的离世对全国来说是一种沉痛的损失，黄维站在追悼会现场，脸上没有过多表情，却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他知道，眼前这位科学家，为国家做了他永远无法企及的贡献，那一刻，他没有说话，也没有流泪，只是静静地站着，他并不熟识邓稼先，但他明白，国家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有像邓稼先这样的人，愿意默默无闻地奉献一切。 黄维这一生，走过了太多曲折，他曾是将军，是俘虏，是囚犯，是政协委员，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也在改造中沉思悔悟，他的妻子，曾经是那个挺着大肚子站在庐山山脚望着他远去的女人，最终却在漫长的等待中耗尽了所有力气，她的离开，是黄维心中永远的痛，他为她写的挽联中，亲手落下“难妻”两个字，有人劝他改，他没有接受，他知道，这两个字写尽了她这辈子的委屈和苦难。 晚年的黄维，生活变得平静，他开始频繁参加政协会议，参与对台事务，还多次向台湾方面表达希望探访老同学的愿望，他说得很清楚，蒋介石是他的校长，陈诚对他有恩，而共产党也给了他新的开始，这种说法或许让人觉得不够“彻底”，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恩不忘，有错愿改，他不愿对任何一方虚伪，也不愿对历史撒谎。 1989年，黄维在搬家和“两会”准备之间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医院，他没有留下遗言，也没有做任何交代，他的一生，在那个春天悄然画上了句号，他没有再穿上军装，也没有再回到战场，但他用自己的方式，走完了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