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 年，慈禧狼狈逃窜至山西首富乔家，临行时，慈禧让乔家借她 10 万两，乔致庸扑通一声跪倒在地：“30 万都行，但您得留下一样东西。” 乔致庸细说要求，慈禧大笑：“这有何难？“ 1900 年，北京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与恐慌之中。八国联军的铁蹄无情地践踏而来，其势汹汹，锐不可当。 慈禧太后深知，八国联军一旦攻入紫禁城，自己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皇后、瑾妃、大阿哥溥隽等皇室成员，慌慌张张地换上了普通百姓的便装，犹如丧家之犬般，分乘三辆简陋的马车，仓惶地逃出了紫禁城。 就这样，一场长达一年零五个月的狼狈逃亡之旅，拉开了帷幕。 逃亡初期，慈禧一行人无人接应，孤立无援。由于出逃时太过匆忙，根本来不及准备足够的御用被服和食物。 曾经高高在上、尽享荣华富贵的慈禧太后，此时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去适应这艰苦的环境。有一次，当一碗普通的小米粥摆在她面前时，她竟满足地喟叹一句 “甚好甚好”。 随着行程的推进，慈禧一行人来到了北京西北的怀来县。幸运的是，怀来县知县吴永得知消息后，赶忙出城迎驾，并贴心地进奉了衣食。这犹如一场及时雨，让慈禧的情况稍有好转。 慈禧原打算在太原落脚，然而，当时山西正遭遇大旱，粮食歉收，百姓生活困苦，根本无法为庞大的皇室队伍提供充足的供给。而且，又传来德法联军要进入山西的消息，这让慈禧惊恐万分。 无奈之下，她决定转往陕西西安。闰八月八日，慈禧继续西逃。不过，此时的行程已与当初离开北京时大不相同。 随着消息的传开，各处护驾的人员纷纷赶来，朝廷中除了一部分官员留在北京与西方列强议和外，其余官员也都陆续追随而来。随行人员和官兵数量大增，沿途官兵肃立护卫。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四日，慈禧的大队人马终于到达了西安。 在逃亡的日子里，慈禧虽然身处困境，但多年养成的奢侈习性却难以改变。尤其是当队伍进入山西境内后，她又开始摆起了贵族的架势。她下令地方官员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提前接驾，要求所经过的府、州、县、村，提前一个月开始筹备。 每个地方的驿站都要改装成富丽堂皇的皇室下榻行宫，行宫内的装潢必须极尽奢华。住宿期间，吃喝玩乐不仅要安排得妥妥当当，还得向紫禁城的标准看齐。甚至有传闻说，有一个县的县长压力过大，最终选择了自杀。 此时，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慈禧面前 —— 钱从何处来？官员们囊中羞涩，百姓们更是穷苦不堪，而慈禧一行人又没带够钱，就有人向慈禧提到了山西乔家。 山西乔家，乃是名副其实的商贾世家。乔家的商业网络遍布全国，经营的两大票号在各地的商埠码头占据着重要地位，家底之丰厚，堪称富可敌国。 当慈禧缺钱的消息传到乔家耳中时，乔家当差的人立刻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顺势表示忠心，愿意为老佛爷解忧。 于是，慈禧这边便有了一个官方解释：“国家正值危难之际，此行我们也是十分艰苦，身上所带的银两不多，所以暂时向当地的有志之士借十万两，等到日后回京必定会如数奉还。” 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所谓的 “借”，不过是一种体面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要乔家 “送” 钱给慈禧。 乔家掌舵人乔致庸明白，要是替慈禧解决了燃眉之急，日后定能给乔家带来好处。 立即就给慈禧送钱了，慈禧得到这十万两白银后，如获至宝，继续踏上了逃亡之路。一路上，她依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丝毫没有因为身处困境而有所收敛。 到了西安以后，她更是大兴土木，将生活过得和在紫禁城里差不多。同年九月份，李鸿章终于完成了与列强的艰难谈判，签订了屈辱的赔款条约，暂时解除了这场危机。慈禧等人于十月初动身返京，次年一月份，终于回到了紫禁城。 回到北京的慈禧，并没有忘记乔家当时的慷慨相助。她要对乔家进行赏赐，乔家可以任意讨一个赏。 这可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换做别人，恐怕早就兴奋得不知所措，恨不得提出各种丰厚的要求。毕竟，在慈禧西逃的路上，就有人因为讨得老佛爷的欢心，而获得了加官进爵的机会，或者被赏赐了奇珍异宝。 然而，乔致庸的回答却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既不要还钱，也不要特殊嘉奖，只是恳请老佛爷能赏他一幅亲笔提的墨宝，上书 “福种琅嬛” 四个字即可。 “福种琅嬛”，寓意着居住之地乃是一块风水宝地。乔致庸此举，可谓是一箭三雕，尽显其智慧与谋略。 从慈禧的角度来看，乔致庸的这个要求让她十分满意。首先，乔家要她的墨宝，意味着乔家对她的尊崇，将她的字视为珍宝。而且，这也暗示着乔家的院子因为她的到来，成为了福气汇聚之地，暗指乔家是沾了她的光，这让慈禧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从乔致庸的角度来看，他所获得的好处更是难以估量。 如此一来，日后但凡有涉及皇家的生意，慈禧必然会首先想到乔家。其次，乔家一直擅长与官员打交道，关系网庞大而复杂，其中的人情往来数不胜数。此次事件后，慈禧实际上仍旧欠着乔致庸一个人情。这人情在商场上，往往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为乔家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和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