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春节前，已经85岁高龄的陈云在杭州休养。半退休状态的他当时仍担任中顾委

1990年春节前，已经85岁高龄的陈云在杭州休养。半退休状态的他当时仍担任中顾委主任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等人前来看望这位共和国元老，陈老或许是预感这或许是最后一次来杭州便决定留下些什么，之后他郑重写下有十五字：“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杭州那几天一直下雨，冷是带湿气的冷，像一只手掌从脊背贴上来，慢慢往下抚。 陈云住在一处老旧的小楼里，说是休养，其实身子骨早没什么力气了。 屋里点着黄灯，空气里飘着茶叶和药味，墙角靠着两把藤椅，一张老桌子铺着布，布上铺着纸。纸是宣纸，很空白，等着写点什么。 他已经八十五岁了，很多话不爱多说了。 人年纪一大，话会往回咽，肚子里反倒比年轻时更多东西——只是越来越不急着说出口。 那天浙江省委的几位干部来看望，李泽民也在，他们坐着，说的都是近况。茶斟了一回又一回，雨下了一天又一天，空气里像是有点迟迟未落的东西。 没人逼他写，也没人指望他那时候还留下什么。 他看上去只是安静坐着，眼神像是望穿了一层层雾气。 后来他忽然动手了，把宣纸展开，笔蘸了墨，落在纸上。写得慢，每个字之间都隔着一点呼吸，像是怕纸疼。十五个字，不多不少：“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写完，他没有马上说话，只是把笔放下，像是完成了一件沉重的事。 屋里一下子安静了，有人把壶里的茶续上，轻轻咳了一声，没人打断。 他抬头，语气轻，带点低哑的沙音，说：“这十五个字，我想了很久。现在可以写下来了。” 其实这十五个字，他不是那天才想出来的。 他是在延安时琢磨出来的，那时候没人给你答案，全靠自己从失败里摸爬滚打。 土地革命吃了亏，吃的是哪种亏？喊口号喊得震天响，干部们满口主义，脚底下的土却不认识。 人家说“书上这么写的”，就信；领导一发话，就照办。那时候他就有气，心里想，谁说的话不重要，看得见摸得着才算数。 他有一阵子几乎住在书里，读毛泽东的手稿，也读哲学——那些字，他一个一个抠，像在地里刨食。他最服的一点，是毛讲实事求是。他不说漂亮话，就说地里有没有粮，兵能不能打，群众是怕还是信。这些都是“实事”，不是空话。 陈云琢磨久了，就自己总结出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不是不要上级，也不是反书本，而是不能只看这些。 实际情况是活的，不能只靠耳朵和纸。 后来他加上了六个字，才完整：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是底子，是信念；后六个，是做法，是工具。 交换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那些难听的。 只听顺耳的，就像把窗户纸糊死了，看不见风往哪边吹。比较，就是得有参照，不能凭感觉。事情前后左右都要看，看了还要对照，不对照你永远只看见你想看见的。反复，最要紧。陈云说：“哪怕初步定了，也不能急着拍板。先摆一摆，留一留，让它冷一下，再看。” 这些方法听起来没多玄妙，但就是难在做得到。 太多人图快、图省事，领导催得紧，报上去的材料不假思索，决策像一把刀，嗖地一下落下来，快是真快，就是不准。他一辈子最烦的就是“拍脑袋”这仨字。 杭州那天写完条幅，他一边抚着膝盖，一边说了句很轻的话：“可能这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我想留点实在的。”当时没人接话，只是有人低头看纸上的字，那墨迹还没全干。条幅后来交给了省委，有人说这不只是字，是他一生的方法论，是给后来人的一把锄头，怎么下地种事、种人、种决策的锄头。 李泽民把这件事记得很清楚。他后来写文章提到这十五字，说那次见面像是一场教训，不是那种板着脸的训话，是一个老人把手里的经验放下，摆在你面前，说：你愿不愿捡起来用？ 陈云不是什么多话的人，但做事从来不含糊。他做决策前，习惯先沉下去，一头扎进调查。谁家断了口粮，哪个合作社乱了账，村里人信不信干部，他都得自己问一遍。有时走一天田地，鞋底磨得快穿了，回来还得写材料。他说过一句话：“调查研究要占百分之九十的时间，作决定只需要百分之十。”这话听起来像慢工出细活，但在他看来，是稳扎稳打，不让问题从缝里溜出去。 这种风格在改革开放以后更明显了。很多人往前冲，他不急。不是他不想进步，而是他知道，基础没打牢，跑得快也会栽。他在某些文件上画过圈，说太激进；也劝过一些干部，别被新词弄晕了。他不是反对改革，他是怕伤了底子。 后来西方有些经济学家说他是“稳健派”，还有人用了个比喻，说他搞的是“鸟笼经济”。 他听了笑，说：“鸟是要飞的，不能捆死。但笼子要结实，不能一敲就散。”那会儿他已经不在一线了，话说得少了，但分量还在。 别人喊口号，他看数字；别人递材料，他要看调查记录。 纪念他一百一十周年那年，又有人提起这十五字，说是共产党实事求是传统的延续。 其实不只是谁的传统，那是一种中国式的经验主义智慧，一种倔强的、不听风就是雨的判断方式。 它不豪言壮语，但它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