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主席听闻堂弟被划为“富农”，当他回到韶山老家时，当地干部还不想让堂弟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怒道：“是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吗？你们一定要把他找来，” 那年夏天，韶山的风吹得特别黏，山头热得起雾，稻田水面上反着光。 毛泽东回乡了。这是三十二年后的第一次。他住在松山那栋砖瓦房里，吃得简单，身边人也不多。 他这次回韶山，说是休息，其实谁都知道，他要看的不是风景，是人。 村里人都知道他要来。早两天，大队干部就把“该请谁吃饭”名单拟好了。 名单写得很仔细，谁家出过工，谁家穷过，谁家清白……这些年，标签贴得比户口还快，谁头上戴了什么帽子，一看就知道。 毛碧珠不在名单上。 那是毛泽东的堂弟，谱名叫泽田，字魁甲，小时候两人常在一口水缸边玩水，你一瓢我一瓢地舀着往头上浇。 人家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他们这是真亲。 可毛碧珠这几年被划了“富农”，土地被分了，成分不好，干部就想绕开他——怕坏了气氛，也怕引起尴尬。 毛泽东回到屋里，躺在竹榻上扇风，刚喝了口茶，突然问了一句：“毛碧珠怎么没来？” 没人答。他又问了一遍，还是没人答。 等他第三次开口，脸上已经带了火：“富农又怎么样？他是我堂弟，还能害我吗？” 屋里空气顿时安静得厉害，连扇子声都没了。 其实，毛碧珠这人，说富农也不确切。他是自家种田，日子是比别人过得好些，可没雇过长工，也没盘剥谁。他小时候也穷过，饭都吃不饱。 后来靠着精明，攒了几亩田，手头宽裕点。也就那几年好过的光景，刚冒个头就被按下了去。 干部们低头出门，踩得廊下木板直响。没多久，蔡家塘那边就有人敲门：“老五，松山那边喊你了，毛主席要见你。” 毛碧珠那天早起没梳头，衣服也褶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鞋擦了又擦，走得慢，一路汗顺着脖子往下淌。 进门，他先喊：“主席！”又怯生生补了一句：“三哥……” 毛泽东坐在屋里，起初看了他一眼，没认出来。毛碧珠瘦了，腰驼了，脸上褶子多得像山里的石板。等那句“我是老五毛碧珠”出口，毛泽东才眯起眼，拍了拍腿，站起来迎过去。 “啊——你是碧珠五弟？”他拉着手看了一会儿，开口的声音也轻了，“你瘦多了。” 毛碧珠低头笑了一下，“老了……” 他们坐下聊了一会儿。毛泽东问得不多，问得都是些家常：“你还干活吗？”“孩子们怎么样？”“合作社里过得怎么样？”毛碧珠答得小心，说“好”，说“都听话”，还说“他们没把我当富农看”。 毛泽东听完，叹了口气，说：“其实你这富农，可划可不划。” 这话不是对着毛碧珠说的，更像是说给门外那几个干部听的。 他们坐了一上午，中午一桌饭。没什么山珍海味，韶山本地做的——南瓜汤、红薯片、腊肉炒豆角。毛碧珠坐在最边上，一动不动，只是手指轻轻搓着碗沿，一会儿摸摸筷子，一会儿把碗转个方向。他嘴上没说什么，眼圈红着，一边吃，一边往鼻梁上挂汗。 午饭后，照了张合影。毛碧珠站在后排，他不习惯镜头，笑得有点拘谨，但站得笔直。他说这是他一辈子第一次跟毛主席合照。 照片洗出来后他贴在家里堂屋的墙上，整整挂了十多年，谁来都要指一指，说：“那是我三哥。” 说起来，这不是他们第一次通信。 1952年，毛泽东就托人捎了块布料回来，说给“老五做身衣裳”。那年，毛碧珠的日子不好过，地没了，劳动力也被分散，他那口子经常病，孩子们放学回来连饭都端不上。 布料算什么？没两天就缝成短褂了。可毛碧珠说：“是三哥寄的。”他不舍得穿，一直搁在箱子底下。 还有一次，1956年，毛泽东让毛纯珠带口信，说“听说你入了社，甚喜”。毛泽东写那话，其实也是在保他。 一个“甚喜”，顶得过一纸证明。 外人总爱说毛泽东“铁血无情”，说他对亲人也冷。可他们不知道，他不是冷，是不愿特殊。 但只要能让他看见“你还在活着，还在做个正经人”，他就愿意搭把手。他不亲自下场，但总留个口子。 1959年那年，他还写了首诗，《七律·到韶山》。那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后来印在小学课本上。可没人记得，那诗写完的前后几天，他就在和自己堂弟吃饭，说的是“你老了，别干活了，跟孩子们说，好好听话。” 这是两种毛泽东，一种写进诗里，一种留在韶山山腰上的旧屋子里，跟一个瘦削的老头聊往事。 毛碧珠在1973年冬天走了。 风吹了一整夜，第二天村口贴了白纸。 有人说，送葬那天，他儿子穿了那件当年三哥寄来的短褂，袖口已经破了，仍没舍得改。也有人说，那张合影在房梁上挂到他闭眼那一刻。真假不得而知，但村里人都信。 蔡家塘的老井还在，夏天有人打水，水桶碰着井壁，会发出“咚”的一声，像是有人在应。 毛碧珠年轻时候总爱蹲在那口井边泡脚，说井水透心凉。 那些年毛泽东没回来时，他也常一个人坐在那儿，一边哼旧戏词，一边用树枝在地上画田。 后来有人问他，你想不想见你三哥？ 他说：想。 可他要忙国家的事，我不能去打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