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浩然在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

1976年，浩然在为毛主席守灵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待到灵床近处，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或无声淌泪，或小声抽泣，有的放声哭嚎。有的人悲痛欲绝，被左右挽住搀住，有人不顾一切地扑向灵床，被强有力地拉住，则昏倒在地…… 浩然十六岁那年，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候解放战争正打得火热，他跟着队伍闹土改、分土地，亲眼见着穷苦人翻身做主。浩然后来总说，自己能拿起笔写东西，全靠那段日子积累的经历。要不是那些年月，他可能还只是个普通的农民，或者煤矿工人，哪有机会成为知名作家。 五十年代初，浩然开始试着写点东西，先是短篇小说，零零散散发在报刊上。1956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出来了，那里面有篇写偷麦穗的事，基于通县宋庄的真实故事。村里会计找到他说，你写得太真了，李老汉出门都不敢抬头。浩然听了，在日记里记下：真实比镰刀还锋利。这话接地气，说明他写东西不爱绕弯子，总想抓住生活里的实打实的东西。那个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他的小说就紧跟这个步伐，写农民怎么从单干转向集体，中间的磕磕绊绊他也没回避。 浩然的作品，总带着一股土味，但不是那种生硬的宣传味。他塑造的人物，比如《一匹瘦红马》里的焦贵，那家伙对集体牲口照料得细致入微，早起喂草，夜里还起来检查。或者《老来红》里的邓老头，本该在家歇着，却非要下地干活，觉得闲下来就对不起时代。还有《春蚕结茧》中的兰芬，一个农村姑娘，干劲十足，组织大家养蚕，遇到虫灾也不慌，带头想办法。这些人不是高大全的英雄，而是身边就能碰到的那种普通人，身上有股朴实的劲头，让读者一看就觉得亲切。 长篇小说是浩然的重头戏。《艳阳天》三卷本，花了他好几年工夫。故事发生在河北农村，主角萧长春是个支部书记，带领大家走合作化路子，中间遇到老思想的阻力，有人想分家单干，有人怕吃亏。浩然写这些冲突时，不光写表面，还挖了点深层的东西。比如在第三卷修改时，他去密云水库工地住了四十天，跟民工同吃同住。半夜看到年轻人为争工分打起来，他忽然明白斗争不只是阶级的，还掺杂个人小算盘。第二天，他就给马连良这个人物加了段描写，手里攥着热馒头，想起老家饿死的三叔，那种纠结劲儿写得活灵活现。 1976年，对浩然来说是特别的一年。那年，中国接连失去几位领导人，周总理一月走了，朱德七月没了，九月九日毛主席也离开了。浩然当时在北京，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他是名单上唯一的作家。这份责任让他觉得沉甸甸的。从九月十一日到十八日，他全程参与守灵和追悼活动。守灵时，他跟其他同志站成一排，看着吊唁的人群从早到晚络绎不绝。那些人来自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每批人进来后，情绪就控制不住。浩然在日记里记下那些场面：有人悄无声息地掉泪，有人低声呜咽，有人干脆哭出声来。还有人悲伤过头，被身边人扶着才没倒下，有人甚至往前扑，被拉住后直接昏了过去。 在人群里，浩然认出了大寨的郭凤莲，她哭得撕心裂肺，被人架着还不肯走，几乎是抬着才出了灵堂。他还看到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和李讷，她们控制着自己，但眼神空洞，鞠躬后站那儿凝视一会儿，就默默离开了。浩然自己也陪着流泪，站久了腿臂发麻，像触电一样抽搐。他觉得这是千万人共同的悲哀，震撼人心。守灵间隙，他坐在东边休息，喝口茶，脑子里转着各种念头。一次跟毛远新同桌吃饭，毛远新说了一句“很难”，浩然没多问，但心里明白那份难受。 浩然主动要求多守几次灵，他说这是辈子不会再有的时光。他利用空当，草拟悼念文章，比如《不落的太阳》，发在报上。那段时间，他为《人民日报》和《人民文学》写了多篇东西，表达对毛主席的敬仰。毛主席对他来说，不只是领袖，还是指引他走上文艺路的灯塔。浩然常回忆，1946年他参加革命时，毛主席的思想让他一个农村小子开了眼界。解放后，文艺政策让他大胆写农村，补习文化，练笔头，终于从农民变成作家。没有那些年月的指引，他觉得自己可能还埋在煤窑里。 浩然的创作立场，从头到尾没变。1989年，他回顾三十年写作，说自己总赞扬推动社会进步的事，揭露消极现象。但他不爱极端，写农村变革时，既歌颂新生，也点出矛盾。比如《艳阳天》里，新旧思想的拉锯战，他写得细腻，不回避阻力。五六十年代的短篇集，像一面镜子，映出合作化给乡村带来的翻天覆地。人们精神面貌变了，人际关系也跟着调整。浩然笔下的人物群像，多彩多样，有青年有老人，但都闪着乐观向上的光。 进入新时期，他的短篇如《道口》，写一对护林员夫妇用智慧抓盗窃犯，赞扬普通人维护秩序的责任。《青春的脚步》里的邓远峰，从十七岁投身革命，到晚年去边远山区搞水利，体现一种持久的担当。这些故事接地气，读者一看就觉得像身边事。浩然的作品超过千万字，记录了中国农村从集体化到改革的历程。他2008年去世时，留下大批手稿，儿子梁秋川整理遗物，发现那篇《我给毛主席守灵》，成了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