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一位开国大将决心辞职，且态度强硬，陈云劝他：想想彭老总 1978年3月初，北京西郊的空气还带着寒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堆满案卷，黄克诚坐在窗边，半只眼被纱布遮着，桌上一份写了一半的请辞报告不断被风掀起。那年，他66岁，疾病缠身，却仍要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为党风建设扛大梁。 请辞并非一时冲动。两年前，“四人帮”被捕，陈云重返决策层，第一件事便是为蒙冤干部写证明材料。恰在此时，身在湖南疗养的黄克诚因为眼疾加重致信陈云，请求进京医治。批示几乎当天就到了湖南，华国锋在文件上签了“同意”二字。对黄克诚而言，这不仅是医治，也是政治春天的讯号。 回京后却有几分落寞。老友们刚恢复工作，各自忙乱，探访者寥寥。到1977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黄克诚的名字重新写进中央委员名单，又决定成立中央纪委，陈云任第一书记。筹建阶段人手奇缺，陈云想到能与自己摩擦最少、又敢碰硬的黄克诚，于是让胡耀邦去游说。 第一次见面，黄克诚婉拒，只推身体不好；第二次不得不说明白：自己长期与病痛作战，怕误大事。胡耀邦回报后，陈云仍坚持：“离不开这位老战友。”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的信，内容并不长，却直击黄克诚的情怀：国家百废待举，既需要青年冲锋，也需要老兵压阵。老将军沉吟数日，最终接过了常务书记的任命书。 1978年春天，案件、整章、立制扑面而来。军人出身的黄克诚写字一向潦草，那段时间更是常常深夜批卷，字迹像被雨打的铁钉。他自知消耗过度，眼疾与心脏病一天比一天严重，便把那份请辞报告放进抽屉反复修改。终于有了开头：“因病难胜任现实繁重工作……”句子朴素，态度决绝。 谈话定在玉泉山一间小会客室。陈云端着茶杯，用非常轻的声音说：“想想彭老总。”黄克诚略一沉默，手指敲了敲桌面，低声回应：“遵命，暂不退。”短短十余字，把两位老人的决定镌刻在时局转折的节点上。彭德怀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遭遇，本就是黄克诚心里最深的痛；陈云抓住这一情感支点，将“留下”的选择交给了黄克诚自己。 为了减少身体负荷，陈云提出“家中办公”的弹性方案，又为黄克诚配了两名熟悉军口、懂财经的年轻助手。黄克诚答应留下，却也提出苛刻要求：凡涉及党风、财经违纪案件，不看人情大小，一视同仁。文件上写明，陈云批示“照办”，胡耀邦批示“同意”，基层干部心里明白——监督刚刚开始，谁也不再是“保险箱”。 1979年至1984年，中央纪委陆续查处了大批经济领域违纪案件。一些军工企业的内部采购、口岸走私、地方“吃喝风”被连续曝光，黄克诚坚持开公开通报会，不让暗处分、软下台再度出现。那几年，他常推着眼镜对助手说：“监督工作最忌沉默，一沉默就没人把它当回事。”粗声大气，却透着军人特有的直接。 病情拖着，他依然出席每月例会。1983年夏，天气闷热，黄克诚在京西宾馆审阅一份钢材倒卖案材料时突发心绞痛，被抬去301医院。医生建议立即停职休养，他听后没吱声，只问材料有没有副本带走。陈云闻讯赶到医院，劝其暂离岗位。黄克诚答：“案件没结，身子躺不下。”主治医生只好在病房架起小书桌，书记员照旧按时送卷。 到1985年秋，他的手已抖到握不住毛笔，陈云再次提出调离。黄克诚这次终于松口：“还剩几件老案子，结了便走。”年底，中央纪委交接完毕，他留下七年的完整工作报告，足足几十万字。健康恶化在所难免，但纪律检查工作的常态化框架基本确立，后人后来回溯那段档案，黄克诚的批注随处可见，字迹仍旧飞快，却不再潦草。 这位开国大将自认没有留下什么“名篇”，只是把军中行事准则带到党内监督最前沿。任期七年，他从未公开发表过辞职感言，关于那张最终撕毁的请辞报告，也只在助手回忆录里出现过一句旁白：纸丢了，事成了。不得不说，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复杂条件下，一个病体老将与陈云的几句简短对话，促成了中央纪委制度化的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