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莲死在了新疆，润菊埋在了江西，开慧死在了长沙，泽建埋在了衡山，岸英永远埋在了朝鲜。” 韶山冲的老人们总说，1959年那个夏天特别静。66岁的毛主席回到家乡，没惊动太多人，只是在父母坟前站了很久。 当他把这五个名字和五个地方连在一起说出来时，旁边跟着的卫士后来回忆，那声音不高，却像把地上的每粒土都震得发沉，不是哭腔，倒像是在跟老两口拉家常，只是这家常，迟了整整几十年。 没人知道毛主席在说“润莲死在了新疆”时，是不是想起了二弟毛泽民小时候的模样。在家乡韶山，毛泽民是出了名的“实在人”，帮父亲管账时，连几分钱的出入都要在账本上画圈标注。 后来到了新疆，他管的账变成了边区的财政，算盘珠子拨得比在家时更勤。有资料说，他在迪化时，为了省下经费给战士们买棉衣，自己的外套打了四个补丁。 1943年被捕后，敌人用烧红的烙铁烫他的手，就是想让他说出财政机密，可他那双手，曾经算过家乡的收成，也算过边区的希望，到最后都没松过。 新疆的风沙大，埋着他的地方，后来长出了白杨树，当地人说，那树长得笔直，像极了他当年站在财政厅门口的样子。 “润菊埋在了江西”里的毛泽覃，是家里最调皮的弟弟。毛主席早年外出求学，每次写信回家，毛泽覃总在回信里问“哥，外面的世界是不是能让穷人吃饱饭”。 1935年在江西瑞金，29岁的毛泽覃带着一支小部队和敌人周旋，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被包围时，他本可以突围，却因为要掩护伤员，转身又冲了回去。有人说，他牺牲时手里还攥着半张没写完的纸条，上面写着“同志们，坚持住”。 江西的红土地养人，也埋人，毛泽覃埋在那里后，附近的村民每年清明都会去看看，他们或许记不清“毛泽覃”这三个字，但知道那是个为了大家能吃饱饭而拼命的年轻人。 提到“开慧死在了长沙”，毛主席的声音应该会软一点吧。杨开慧不是那种只会在家等丈夫的女人，她在长沙办过农民夜校，教妇女们认字，也教她们“妇女能顶半边天”。 1930年被捕后，敌人说只要她宣布和毛主席离婚，就能放她出去，她却笑着说“我跟他走的路，是我自己选的，死也不回头”。临刑前，她给三个儿子写了信，可惜那些信没能寄出去，直到几十年后才在旧档案里找到。 信里没说什么大道理，只说“妈妈不在了，你们要好好读书，长大后帮爸爸做大事”。长沙的湘江水流了一年又一年，路过她埋骨的地方时，总显得格外平缓，像是在轻轻念着那些没寄出去的家常话。 “泽建埋在了衡山”里的毛泽建，其实是毛主席的堂妹，从小就跟着毛家过。她跟毛主席去长沙读书时，第一次看到火车，还兴奋地说“以后革命成功了，要让山里的孩子都坐一次火车”。 1928年在衡山打游击，她因为怀孕行动不便被捕，敌人说只要她说出党组织的下落，就放了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她却把脖子一梗“要杀要剐随便，想从我嘴里套话，没门”。 1929年行刑那天，她被绑在马车上游街，路过她曾经教书的学堂时，还大声喊“孩子们，要记住，我们是为了好日子才革命的”。 衡山的山很高，她埋在半山腰，每年春天，漫山的映山红都会开得特别艳，像是她当年教孩子们唱的歌，一直没停过。 最后那句“岸英永远埋在了朝鲜”，毛主席应该是停顿最久的。毛岸英小时候在上海流浪过，捡过垃圾，也睡过街头，后来去苏联留学，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陕北农村种地，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得会种地”。 1950年去朝鲜前，他跟毛主席说“爸，我是您的儿子，更得去前线”。谁也没想到，才去了一个多月，美军的燃烧弹就落在了志愿军司令部。 彭德怀后来跟人说，找到毛岸英遗体时，他手里还攥着一份没译完的电报，上面的字被火烧得模糊，却能看清“胜利”两个字的轮廓。 朝鲜的冬天很冷，埋着他的地方，后来立了块石碑，上面没写“毛主席之子”，只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毛岸英”。 有网友说，以前总觉得伟人的亲人离我们很远，可听到这五个名字和五个地方，才发现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有会算账的哥哥，有调皮的弟弟，有会写信的妻子，有喜欢火车的妹妹，还有会种地的儿子。 他们不是天生就想牺牲，只是在“小家”和“大家”之间，选了更难走的那条路。毛主席在父母坟前把这些说得清清楚楚，不是要炫耀什么，而是想告诉爸妈“您的孩子们没给您丢脸，他们都为了您当年盼的好日子，尽力了”。 韶山的坟前，毛主席培的新土后来长出了青草。那些草一年年枯了又绿，就像那些名字和地名，一直被人记着。 新疆的白杨树、江西的红土地、长沙的湘江水、衡山的映山红、朝鲜的石碑，这些地方原本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因为有了这些人，才变成了有温度的故事。 毛主席当年没哭，或许是因为他知道，亲人的牺牲不是结束，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看着这个国家变好。就像他年少时写的“埋骨何须桑梓地”，那些亲人虽然没埋在韶山，却埋在了每个中国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