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幼儿园”收啥娃？官办“慈幼局”收孤儿，教识字还管吃住。 在《清明上河图》里，城门外蜷缩着三个乞丐，其中一个孩子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攥着半块硬饼，这画面定格了北宋真实的社会一角，商品经济繁荣背后，流浪儿童的哭声从未停歇。 北宋的孩子有多难？诗里写“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说的就是普通百姓的生存困境，当时流行“生子不举”的陋习，尤其在福建、浙江一带，穷人家生下孩子后，常因养不起而溺毙或遗弃。 宋仁宗时期，大臣韩宗彦曾上书：“穷苦人家有妇女怀孕了，如果没能力养活孩子，国家应该给予救济。”但这个建议直到81年后的南宋才落地。 虽然没有专门的慈幼局，北宋政府早就在探索解决方案，宋仁宗嘉祐年间设立的福田院，最初是收养老人的机构，后来逐渐收留孤儿，到了宋徽宗时期，居养院开始承担起“儿童福利院”的功能。 根据记载，居养院不仅提供食宿，还让“孤贫小儿可教者，令入小学听读”，相当于免费义务教育。 当时的课本可能包括《千字文》《百家姓》，孤儿们在识字之余，还能学习礼仪和基本算术。 到了南宋，慈幼局的出现堪称古代儿童福利的巅峰，淳祐七年（1247年），宋理宗在临安创办慈幼局，选址紧邻施药局，方便患病儿童就医。 这个机构的运作流程相当现代：官府派人在街头巡逻，发现弃婴后先登记出生年月、特征，确认无亲属认领后“注籍”（类似上户口），再送入局中。 同时招募哺乳期妇女当“乳母”，每个乳母负责2-3个婴儿，政府每月发放工钱和粮食，孤儿长到5岁后，由专门的“保育嬷嬷”照顾，教他们穿衣、洗漱等生活技能，机构内还设立蒙学课堂，聘请先生教识字、背诵《三字经》。 对于资质聪颖的孩子，还会额外教授算术和书法，到了10岁，男孩学习木工、编织等手艺，女孩则学缝纫、烹饪，确保成年后能自食其力，等孤儿年满16岁，慈幼局会帮助他们婚配，提供安家费，如果有人愿意收养，政府每月补贴一贯钱、三斗米，连续三年。 慈幼局的经费来源堪称多元化，临安慈幼局初创时，朝廷划拨500亩官田，田租作为日常开支，建康府的慈幼庄更豪横，直接圈了1300亩地，靠收租维持了40多年。 除了官田收入，富商、乡绅常常捐钱捐物，有的还把罚没的财产充作慈幼局基金，例如江东转运使真德秀就用没收入官的土地建立慈幼庄，形成“以田养局”的模式。 此外遇到灾荒年，朝廷会额外拨付赈灾款，宋孝宗时期规定，每个州县每年必须从财政中划出5%用于儿童救助，这种“官民合办”的模式效果显著，据元人记载，南宋末年的临安街头，几乎看不到流浪儿童，“道路无啼饥之童”的理想基本实现。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惊叹：“大汗（元朝皇帝）每年收养的弃婴超过两万人，长大后赐婚并给予财产。”其实他看到的，正是南宋慈幼局制度的延续。 慈幼局的出现，折射出宋代社会治理的先进性，相比同时期欧洲将流浪儿童视为“不值得救济的人”，甚至关进监狱的做法，宋朝的慈幼局无疑更有人道主义精神。 不过，慈幼局的推行也存在局限，从地域来看，慈幼局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偏远乡村的孤儿仍难以覆盖，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教男孩学手艺、女孩学女红”的分工来看，传统性别观念依然影响着教育资源分配，加上南宋后期战乱频繁，慈幼局的经费逐渐捉襟见肘，到了咸淳年间（1265-1274），部分州县的慈幼局因缺粮被迫缩减规模。 从北宋的福田院到南宋的慈幼局，中国古代儿童福利制度走过了从萌芽到成熟的历程，这些机构不仅是“慈善事业”，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 “官收归局养之，月给钱米绢布，使其饱暖，养育成人。”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即便在今天依然动人，当我们在博物馆看到宋代的婴戏图时，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或许曾在慈幼局的屋檐下玩耍。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往往藏在对待弱者的态度里，而宋代的探索，早已为这句话写下了温暖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