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了就是一死”，1961年，他开着卡车直冲冲地撞向周恩来，来不及闪躲的周恩来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这时神奇的事发生了。 1961年春天，三年困难时期，大家日子都紧巴。周总理心里装着事儿，睡不着觉，决定亲自下去看看。他选的地方是河北武安县的伯延公社，这是全国第一批“人民公社”之一，典型中的典型。他想知道，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问题出在哪。 总理这次下去，特别交代了要轻车简从，不给地方添麻烦。所以他坐的就是一辆普通的苏制“吉姆”轿车。开车的师傅叫杨荣贵，是个从战火里走出来的老兵，给总理开车十多年了，技术好，人也稳。 总理在伯延待了几天，开了好几次座谈会，跟农民、干部坐一块儿聊天，有时候聊晚了，就直接在公社的办公室里搭个铺睡觉。他发现的问题很严重，特别是“公共食堂”，大家吃大锅饭，浪费不说，还挫伤了积极性。经过调研，总理提出了“退赔、搞好分配和恢复社员自留地”等一系列调整政策，可以说，是给当时快要走偏的农村政策踩了一脚刹车。 问题解决了，5月7号，总理一行准备返回邯郸。车队就两辆车，总理的“吉姆”在前面，后面跟着一辆警卫车。车子开出伯延，走在一条乡间土路上。那会儿的路，跟现在的高速公路网可没法比，就是坑坑洼洼的土路，路两边是半人高的麦苗。 车开得不快，大家心情都还比较放松。可就在一个拐弯处，意外毫无征兆地发生了。 一辆解放大卡车，毫无征兆地从侧前方一个岔路口冲了出来，而且是加速冲出来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总理坐的“吉姆”轿车。 一辆笨重的大卡车，带着轰鸣，像一头失控的野兽，直愣愣地就撞过来了。距离太近，速度太快，根本没有给你反应的时间。 警卫员们都懵了，下意识地喊“总理，危险！”。周总理自己也看到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第一反应是“躲不开了”，脑子里瞬间闪过最坏的念头，身体下意识地往车座下一缩，准备承受撞击。 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电光火石之间，司机杨荣贵做出了一个超越本能的反应。 他没有猛踩刹车。说白了，那种距离和速度，刹车就是等死。他也没向旁边猛打方向盘，因为路窄，旁边就是沟，翻车同样是车毁人亡。 杨荣贵干了什么？他把脚从油门上移开，右脚在刹车上闪电般地点了一下，不是踩死，就是为了让车身重心有一个瞬间的后移。紧接着，方向盘猛地向卡车冲来的方向一打，在车头即将撞上的瞬间，又迅速反向回轮！ “吉姆”轿车的车头几乎是擦着卡车的车头过去的，然后整个车身在杨荣贵的操控下，划出一个弧线，车尾猛地甩了出去，重重地磕在了卡车的侧面。 “哐”一声巨响！ 总理的车被撞得转了好几个圈才停下，车尾被撞烂了一大块，后备箱都瘪了。但最关键的是，驾驶室和后座的核心区域，保住了！车上的人，除了受到剧烈震动，毫发无伤。 杨荣贵后来自己都说，脑子根本来不及想，完全是凭着平时练就的本能。这种本能，是成千上万次驾驶训练、是对车辆性能的极致了解、是对突发情况的预判和处理能力的结晶。 卡车司机看一击不成，竟然还想挂倒挡，再次撞击。后面的警卫车已经赶到，警卫员们跳下车，鸣枪示警，迅速将卡车司机控制住。 审讯结果让人心情复杂。这个司机叫刘苏连，是伯延公社的社员。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原因很简单，也很沉重：饿。他家里人被饿死了，他自己也饿得走投无路，觉得活不下去了，就把怨气撒在了来视察的“大官”身上，抱着“大不了就是一死”的心态，选择了这种极端的方式。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绝望的个体，差点用最惨烈的方式，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60多年前这场发生在乡间土路上的惊魂一刻，它留给我们的，绝不仅仅是一个惊险故事。它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无论技术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迁，对“人”的锤炼，对专业精神的敬畏，永远不能丢。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拐角，会不会突然冲出一辆失控的卡车。而能救我们的，不是奇迹，而是像杨荣贵师傅那样，在岗位上默默坚守、把本领练到极致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