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女儿上清华转专业遇阻，毛主席得知后，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 “1965年3月的一个傍晚，’妈妈，我真的不想再学自动控制了。’刘涛在西苑的槐树下压低了声音。”一句突然的倾诉，把王光美从文件堆里拉回到女儿的烦恼。那时，刘少奇正在勤政殿值夜班，家里只有王光美和几个孩子，偏偏电话又坏了，刘涛只好当面“求援”。 刘涛是1964年考入清华的，录取通知上写着“自动控制系”。在外人看来，这是再体面不过的专业，可她从小喜文学，校内文学社的新诗赛几乎期期有她的稿子。高强度理工课连带实验室的刺激，让她经常偏头痛，一到期中考便“高烧伴呕吐”。她向父亲提出转到历史系，却被一句“不能一遇难就撤”挡了回去。 刘少奇的原则很多人知道：干部子女不搞特殊。更不为兴趣说变就变。早在1959年，他就让老师“像管自家孩子一样”管教平平、源源，并加了重音：“可以更严些。”对外，他是国家领导人；对内，他是严苛到近乎刻板的父亲。 可刘涛有自己的理由。她在日记里写：“我喜欢唐诗，我记得父亲也背《登鹳雀楼》，为什么我不能读历史？”王光美看过女儿的笔记本，也动过恻隐之心，但她深知丈夫那条“遇阻别绕道”的红线。于是这对母女只能在晚饭后散步时低声讨论。 有意思的是，机会很快出现。4月初，刘涛在校园里偶遇毛主席散步。老人家听她说完后问：“啃不下自动控制，就真啃得下两唐五代的史料？”刘涛点头。主席笑了笑，没有多话。 几天后，中南海门卫传来一封信，署名“泽东”。信不长，意思却明白：孩童有志，或可顺其所爱。落款日期清晰——1965年4月12日。拿到信的王光美先是惊讶，继而有些为难。她明白，丈夫向来以“律己及家”为训；要让他因孩子个人意愿改口，难。 那夜，刘少奇回家已近凌晨。王光美递上信，没解释多余的话。刘少奇读完，沉默了一阵，只问：“涛涛睡了？”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合上灯，去女儿房门口看了一眼，却终究没进去。 第二天一早，刘涛被父亲叫到书房。桌上放着那封信，也放着一本厚厚的苏联自动化教材。刘少奇语速不快：“领导人也有孩子，但党不包办前程。你要转，先说明三个问题：一，你转了以后是否真能坚持；二，旧专业学会的原理是否就此丢掉；三，你找过系里和学校没有？”刘涛一条一条回答，态度坚定。 短短十几分钟对话，其实听上去更像一次常规汇报。刘少奇没有立即松口，只让女儿先回校。同日，他写信给清华党委，请校方考察刘涛“转入历史系是否确有热情与基础”，并要求“不得因家长身份而网开一面”。 又过半月，清华党委给出意见：刘涛历次人文课程成绩优良，健康状况不宜长时间实验室操作，且经多位任课教师集体访谈后认为转系可行。文件递到刘少奇手上，他才在批示栏写下“同意”两字。 事情到此以为完结，其实不然。王光美觉得，有必要回信给毛主席，说明家里并非“遇难即让”。她在信中写道：孩子兴趣固然重要，但认清兴趣、坚持兴趣，更不能靠一句“我喜欢”就完事。信寄出后，主席见到王光美时点头一句：“考虑得对。” 在北京高校圈里，这段“转专业”小插曲没对外张扬，却在干部后代内部悄悄流传。一段时间里，不少高干子弟开始明白：想走捷径？门都没有。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1965年前后正值“四清”运动深入农村，那时刘允若被送到河北蹲点，刘平平被父亲“放单飞”去邮政买票下乡——所有动作只有一个目的：别把下一代养成“官二代”。他们必须像普通青年一样吃苦、犯错、再成长。转专业事件不过是教育链条里的一环，却极有代表性。 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在对待干部子女上，比刘少奇宽一些，却从未否定“不能搞特权”的底线。李讷当年入北大，报名表也几经递交才被批准，理由是“档案完整，成绩合格”，而非“父亲是谁”。 回头看刘涛，她后来顺利转入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文史知识》杂志工作。有人问她：“要是当初没遇到毛主席，你会怎样？”她笑说：“那就继续钻晶体管呗，只不过会用业余时间读史书。” 今天谈及此事，有人只记住“毛主席写信”，却忽略了更关键的一点：领导人对子女的严要求，以及制度层面对“通融”的天然警惕。正是这种警惕，让一封寄往清华的函件变得既普通也不普通——普通在于，它遵循程序；不普通在于，它警醒后来者，哪怕姓刘姓毛，也得按原则来。 刘少奇晚年提到过这个插曲，自嘲说：“我倒是被孩子绕了一道。”话虽轻松，可他随即补了一句：“制度靠人执行，家庭同理。”这句补充，很少被外界引用，却包含了他一贯的自我要求——身为家长，既要管，也要放，而“放”的尺度永远受党纪国法约束。 刘涛的求学波折就此画上句号，却给高层家庭的教育方式留下了生动注脚：兴趣可以被尊重，规则更须被遵守。在那段并不平静的年代里，这一点尤显珍贵。
